乔的生活中还充满着性压抑，他对玛拉·辛格的好感并未演变为两人的爱情。生活的压抑使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正需要女人。“如今我是个三十岁的男孩子，我怀疑一个女人是否真是我需要的答案。”[2]47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作为完美主义者的乔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着诸多的压力，他的自我受到现实社会的压力，虽然渴望获得自由，却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压抑的境况。

　　四

　　泰勒·德顿的生活和乔有着很大的不同。泰勒不像乔那样接受生活的压抑，泰勒以自己叛逆的方式抗击着现实。作为电影放映员，泰勒主要是在夜间工作，他会将“一部电影中最好的单帧画面挑出来做幻灯片”。[2]21泰勒还会在电影胶片中插入性器官图片来满足自己发泄的欲望在一次晚宴派对上，泰勒还谎称在女主人香水中排了些尿液，从而引发女主人的不适。泰勒把这当做理所当然的报复，并以此为乐。

　　泰勒所成立的搏击俱乐部，其实就是对美国消费社会既定秩序的反抗。如果说互助小组是对现存秩序的默默接受，那么搏击俱乐部就是对现存秩序的默默反抗。泰勒为搏击俱乐部制定了一套规则：

　　搏击俱乐部的首要规则是你不能谈起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规则二是你不能谈起搏击俱乐部；每次只有两人对打；每次只打一架；赤膊赤脚打；一旦开打就持续到不得不停为止；如果这是你头一次参加搏击俱乐部，你必须开打。[2]44-46

　　在成立了搏击俱乐部后，该俱乐部在美国流行开来，许多在现实社会中充满压抑的人纷纷加入，用乔的话来说是：“你在什么地方都不像你在搏击俱乐部那样感觉你精彩地活着。是你跟另一个家伙站在正中央的那盏灯底下，其余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搏击俱乐部讲究的不是输赢。搏击俱乐部不是耍嘴皮子……搏击俱乐部就像教堂里一样有各种歇斯底里的喊叫，星期天一觉醒来，你会觉得自己得救了。”[2]48

　　在搏击俱乐部流行开来以后，泰勒又设立了破坏工程并为该工程制定了详细的目标和计划，破坏工程的目标是“全面并马上摧毁文明”，“破坏工程将迫使人类暂时转入休眠或者缓和期，直至这个世界渐渐痊愈”。[2]13

　　《搏击俱乐部》中的泰勒，代表的是一种破坏现行秩序的力量，是一种不向秩序妥协的行动。消费社会制造了一大批迷失精神的人，而泰勒的搏击俱乐部给人提供的正是这种满足感。泰勒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本我，是具有破坏力的原始力量。

　　五

　　《搏击俱乐部》的精彩之处之一就在于，乔和泰勒在很多方面的截然不同。乔的工作是固定的，而泰勒的工作，相比之下，不太固定；即便心存不满，乔仍然顺从自己的工作，而泰勒则会在工作中时时释放，做出反抗的举动；乔没有得到玛拉，而泰勒得到了玛拉；乔是一名普通的召回员，而泰勒则成为了搏击俱乐部的领袖。乔是自我，而泰勒是本我。

　　小说中乔和泰勒在搏击俱乐部的合作关系，其实就是自我和本我的互动，是自我和本我的博弈、对决。泰勒给乔带来了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满足感，不仅仅是因为参加了搏击俱乐部后乔能够入睡，更在于在搏击俱乐部中，乔头一次体会到了赢的感觉，并且在俱乐部中，乔处于领导地位，这些都是现实生活所没有的。泰勒也满足了乔的破坏欲，在泰勒的带领下，乔和泰勒一起报复社会，这也是对消费社会的一种反抗。

　　弗洛伊德在《意识的结构》一文中指出：“自我是本我的一个部分，其由于靠近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对它施加影响，因而受到改变……对本我来说，自我承担了代表外部世界并因此保护本我的任务，因为本我只顾盲目地满足自己的本能，完全不顾外部的压倒性力量，如果没有自我的保护，就难免毁灭的命运。”[1]157

　　但是，乔和泰勒的不同之处在于，乔还遵守现实原则，当泰勒逐渐把搏击俱乐部作为反抗社会的工具时，乔逐渐意识到泰勒其实就是自己的另一面。泰勒是乔的梦。“这都是梦。泰勒是一种心理投射。他是一种分裂性人格违常。一种精神性神游状态。泰勒·德顿是我的幻觉。”[2]179乔受到泰勒的控制，并决心摆脱这种控制。“泰勒·德顿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分裂的自我，而如今他威胁着要接管我真正的生活。”[2]185乔和泰勒的对决，可以看做是一场自我与本我的对决。乔在精神上的空虚，通过本我的泰勒获得了满足。正如乔在小说中所言：“我们这一代并没有一次大战，或是大萧条，不过我们却有一次精神上的大战。我们有一次反对当今文化的大革命。这次大萧条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拥有一次精神上的大萧条。”[2]158消费社会中的美国，物质的丰富并未带来精神的富足。“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实进入了消费阶段，社会结构和人的观念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消费的重视和宣传正如上面表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4]73正如查克·帕拉纽克所言：“确实，我写的其实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增补版，增补了一点。这是部‘使徒般’的小说——一个幸存的使徒诉说主人公的故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