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赛珍珠首先是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呼吁加强跨文化交流，希望更多的美国人产生对中国的兴趣，发表演讲是赛珍珠找到的途径之一。这些演讲词后来结集出版为选集《我所知道的中国》。但实际上，早在1932年，赛珍珠就在一个正式场合发表了以《海外传教有必要吗？》为题的长篇演讲，态度鲜明地否定了海外传教活动。“我见过教会里很有名望的正统传教士——这种措辞太糟糕——他们对本可拯救的灵魂毫不怜悯；对外族的文明一概鄙夷不屑；相互之间刻薄尖酸；在感情细腻、文质彬彬的民族面前显得粗俗愚钝。凡此种种，无不让我的心羞愧得流血。”赛珍珠猛烈抨击美国传教士的冷漠、狭隘和种族歧视，认为他们是一帮“心胸狭隘、缺乏同情心、傲慢无礼、愚昧无知”的人。

　　传教活动无异于摧毁异域文化。赛珍珠的这场演讲表明她接受了这一具有宽容精神的人类学观念。她从自己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观察中清楚地看到传教活动中的宗教专横态度、把基督教强加在另一种文化身上必然会给该文化带来害处。就基督教在中国而言，赛珍珠似乎在提出质疑，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凭什么要接受你的基督教呢？她要求传教董事会和传教士做出回答。

　　赛珍珠还在演讲中说到，她不喜欢批评人类，也不相信什么原罪，中国人也不相信原罪，相反，他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其实，赛珍珠反对的客观上倒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美国传教士表现出的宗教上的傲慢无礼。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却自说自话地将他们的标准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唯一标准。赛珍珠所标举的是文化宽容、文化交往中的谦卑精神，她希望听众明白，中国人由衷表达的是对文化宽容和种族平等的赞许和期盼。

　　《我所知道的中国》收录了她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词。她在该集的“前言”中阐明了她写作这些作品的宗旨。赛珍珠1934年回美国后，再也没来过中国，但是，她一直怀有对中国的美好记忆，她始终关注和爱戴中国，中国在她的心里是哺育她成长的国家，但美国是她的祖国，她写出这些作品，因为她清楚，她的美国同胞对中国非常缺乏了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甚至充满敌意，她希望这些文章能帮助仍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中，赛珍珠就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以及多少世纪以来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民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这篇演讲稿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她在谈论中国现代民主的时候，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宽容精神。她说：“等到中国现代民主得到发展的时候，它将是以自己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等同于美国式的民主，不过，在它自己的形式中，这一民主将提供给所有民族都渴望得到的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必不可少的机会。”

　　《我所知道的中国》中，有一些文章和演讲词特别值得关注，如《中国与西方》和《东方与西方——我们真的不同吗？》，因为它们集中讨论的是在对异质文化做出估价的时候，反对偏见和无知、提倡互相理解和宽容的必要性。赛珍珠在《中美关系》中呼吁人们——普通百姓和政策制定者——走出那种令人感到可怕和震惊的无知状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这种了解很可能会使彼此互相理解，反过来也能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和互助。其他一些篇什，如《向西方阐释中国》，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对于我们理解异质文化，或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等，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指导意义。

　　二、协助《亚洲》杂志编务

　　《亚洲》杂志（Asia）于1917年由美国外交官、曾在华任领事的司戴德（WillardStraight，1880-1918）创办，宗旨在于真实地向美国公众介绍亚洲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形，从而激发起他们对亚洲人民以及亚洲文化的兴趣。到了1941年赛珍珠创建东西方交流协会的时候，《亚洲》杂志已成为美国介绍亚洲人生活的第一杂志。但是，司戴德夫人看到读者数量并未大幅度增加因而决定停刊。这时，赛珍珠和她一直是该刊编辑的丈夫决定把杂志接过来，办下去。赛珍珠他们一办就是五年，一直办到1946年。

　　《亚洲》杂志在远东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写出的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便是首先在《亚洲》杂志上连载，然后才出版的单行本；而《西行漫记》之前斯诺的作品《毛泽东自传》也先在《亚洲》杂志上刊载。在赛珍珠夫妇办刊的五年间，虽然赛珍珠作为杂志总裁的位置是摆设性的，但由她拟定的办刊宗旨却产生了实际效应。“我信奉畅所欲言的原则……旁观者雾里看花似的文章太多，知情者春蚕破茧似的文章太少，亚洲人民过去尤其没有机会为自己说话”，所以，她希望让亚洲人自己撰稿，介绍自己的民族，宣传自己的文化。在为《亚洲》杂志撰稿的作者中，有尼赫鲁、鲁迅、毛泽东、泰戈尔、宋庆龄，还有1938年8月出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