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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水运或者陆运）——合浦（沿南流江）——玉林”商路是沟通古代中原地区与北部湾地区的重要纽带。南流江发源于广西北流县大容山中央塘，呈东北——西南走向，是北部湾沿岸最大的入海河流。南流江流域上的合浦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成为当时东南亚及印度半岛诸国与我国交往的重要窗口，通常由合浦循着“三江一河一渠”进入中原地区，即沿南流江，越鬼门关，接北流河，溯桂江，过灵渠，入湘江，直抵中原。这条贯通南北、连结中外的“黄金水道”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近代。随着南流江的流向变迁，其人海口的主要港址发生位移，至近代，合浦港为其南面的北海港所取代，北海港成为从雷州半岛至北仑河口沿岸最大的商品贸易港口。北海港口贸易的货物流转通常是走水路或陆路经“廉州府治（按：合浦），在北海之东北约七十里”，这里“风土人情，与北海无大差别。商务亦颇可观，其进入口货，俱籍北海为门户”，是“北海最主要联系”的商业网点。然后沿南流江北上到达“北海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商业中心”玉林，南流江的三条支流福旺江、武利江和张黄江分别连接了小江圩（今浦北县）、北塞圩（亦称武利圩）和张黄圩。这些市镇是南流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承接北海与内地乡村市场的贸易传递。 “北海（水运或者陆运）——钦州（陆运）——南宁（沿左江、右江）——广西西部、云南、贵州”商路是北海与滇黔桂三省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通道。钦州是连结北海与滇黔桂三省腹地的“一大枢纽”。民国《钦县志》记载：“光绪初年、十几年时，广西西江未有小轮行走，南太泗镇（按：广西省南宁府、太平府、泗城府和镇安府）欲办省佛港（按：广州、佛山和香港）各货，赖我钦为转运，我钦地居东省（按：广东省）、邕宁之中，其时又值稻谷落花生丰收，谷米源源运出北海，麴油源源运上省佛。回头采办洋纱、布疋及各杂货，由红单船运到南太泗镇。”成为连接北海与广西内地的中枢，“钦埠与北海省佛商货交通成一航行极大路线，常有大三桅帆船名红单船”往返钦州与北海两地间。钦州是个内河港埠，“1000至1500担载运量的舢板可以在这河中起卸，河面约宽60码。货物（进口）如果打算运南宁的，则全部在钦州打包，再用人工担运。钦州到南宁大约100公里，旅程一般六到八天。”从南宁接西江水系，沿左江进入广西南宁府和太平府，可通龙州；溯右江上镇安府和泗城府，进入云南、贵州两省。 从北海的商路网络来看，珠江水系是北海通向西南地区的最主要通道，但是北海与珠江之间没有江河直接通达，西南地区的货物若从北海出海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需要水陆联运才能完成全程运输。水运是近代沿海港口通向内地最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但北海附近的内河诸如南流江、钦江和防城江较短，纵深内陆范围不广，因此北海对内陆的贸易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近代我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当中，北海是与西南地区空间距离最近的港口，但是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是多方向的，除北海港之外，广东的广州、广州湾（今湛江）和越南的海防都是西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 三、口岸竞争与北海港腹地的变动 （一）北海港腹地范围的短暂扩张 珠江水系是我国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传统商路。1851年，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局势动荡致使珠江商路广西段受阻，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路线因之发生改变。“西南地区——广西梧州——珠三角地区”的珠江水路贸易路线被“西南地区——广东北海——珠三角地区”海陆联运的贸易路线所替代，北海港取代梧州成为联接西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贸易中转地。自此，“凡广西之北流、郁林、南宁、百色、归顺州、龙州及云南、贵州之货物，均由澳门用头艋船载运来往”北海港。加之，北海港贸易税收较低，“入口货只抽棉花、洋药，出口货只抽纱纸、八角”，北海港的商业贸易“因此大为兴旺”。港口的腹地开始延伸至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使北海港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由南至北的第一个通商口岸。然而，此时的北海港仍只是一个小港埠，“经济商务发达情形，殊鲜令人注意，虽已次第开埠，然贸易状况，则属失望。”因为“在这新口岸开辟之初，国外商业界对此不感多大兴趣，香港及其它地方有财力的商行均未委托代理行来促进贸易的发展”。 1879年英国派出大量人员对北海港进行勘探，绘制出精确的北海港海图，并于1881年7月15日由英国伦敦皇家海军向国际航海界公布。尤其是1883年，中英两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款后，北海逐渐引起了众多外商的关注，抵北海港经商者日渐增多，随后德国和法国相继在北海开设洋行。洋行的开设以及轮船航运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北海港口贸易的发展。 低税率是北海港贸易繁荣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此阶段货物在北海进出“完纳关税每百两约抽五两”即可，而在越南海防则要“纳关税每值百两约抽三十、四十、五十两不等”，因此“自光绪十年之后凡往云南省之货物俱由北海采办”。在此期间，棉布与棉纱是北海港主要的进口洋货，占有较大的份额（见表1），“北海口之棉货其中有棉布一半、棉纱三分之二运往云南省。”从中可以看出在北海港洋货进口中，输向云南的部分占据相当高的比例。 在19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由于西南地区的传统商路受阻，而取道北海畅通且实行低税率政策，加之北海在西南地区率先开港通商，使得北海港在与西南地区的其他商埠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在争取西南腹地中处于有利地位。北海港的腹地范围首次扩展至云南和贵州，也是近代北海港对西南腹地影响最大的两个时期。 （二）口岸竞争与北海港腹地的收缩 近代北海港的腹地范围一直处于动态过程，边缘腹地范围的变动表现尤为突出。随着西南和华南地区的通商口岸因开放数量不断增长而逐渐密集分布，各口岸之间相互竞争剧烈，北海港的西南经济腹地通常受到相邻口岸之间的竞争而出现交叉重叠，北海港对西南经济腹地的影响力不断衰减。 清末的梁鸿勋在《北海杂录》中对此有过一段概述：“自南关划界后，则云南货物往来，由港（按：香港）直附海防入河内上保胜而去。及龙州通商，该处货物，亦由海防而上。此时人口之花纱呢羽，出口之锡板、八角，已渐减落，未几梧州通商，而广西南宁、云南来往货物全无矣。未几广州湾租与法人，而高雷属（按：广东省高州府、雷州府）之货又无来往矣。” 梁氏提出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南地区的贸易路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海与西南腹地的贸易往来逐渐减少。首先是中法战争后，中法两国于1885年签订《越南条约》，对中越两国实行划界，随后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商贸重镇蒙自开辟为通商口岸，云南的对外贸易路线由北海出海转向由越南海防出海；其次是中法两国于1887年签订《续议商务专条》，开辟处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为通商口岸，广西部分地区的贸易路线也改道从越南海防出海；再者是1897年中英两国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开辟居珠江中游的广西梧州为通商口岸，对北海的贸易打击最为严重，广西和云南的货物大部分都是顺珠江经梧州达广州出海；最后是1899年中法两国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将广州湾（今湛江）租借给法国，毗邻北海的广东省高州和雷州两地的贸易也“舍弃”北海转向广州湾。 从此形成了从中国珠江口至越南红河口四个港口（中国广州、广州湾、北海和越南海防）竞争我国西南经济腹地的局面，众港口的竞争格局对北海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西南地区经北海转口的贸易逐渐由盛转衰，北海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地位和影响受到较大的削弱。蒙自和梧州分别是越南海防和我国广州通向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中转站，从表2可知，由蒙自、北海和梧州三口岸请领子口税单出入内地贸易数额比较中，北海与它们差距甚大，反映出越南海防和我国广州在竞争西南腹地中的实力远远超过北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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