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处于佛教与禅宗相继衰落的文化背景之中，禅宗思想加快了自身融合与异化的过程，南北宗两派的矛盾日益拉大，禅宗认为"本来无佛，无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而佛教却提出"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忆佛念佛，必定见佛。"同时明代禅宗思想异化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字禅的出现，自菩提达摩东渡以来，中国禅宗思想一直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其教化思想，这一"以心传心"的特质使得禅宗长期以来被局限在禅僧信众的小范围之内。而自北宋起，通俗商业文化的发展和私人刻书之风的兴盛，使得下层平民开始更多地接触禅学典籍，关注禅宗信仰。元代文人地位的下降，又使禅宗"明心见性"思想成为文人遁世的精神寄托。但平民阶层并不具备早期禅宗"以心传心"的文化理解能力，文人士夫群体也无北宗苦修渐悟之持之以恒，因而"不立文字"已不适于禅宗的二次传播。北宋睦庵善卿著《祖庭事苑·五》中首次指出："传法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后达摩祖师单传心印，破执显宗……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往往谓摒去文字，以默坐为禅，斯实吾门之哑羊，且万法纷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道犹通也，岂拘执于一隅，故即文字，文字不可得，文字既尔，余法亦然，所以为见性成佛也，岂待遣而后已。"同时北宋民间也出现了许多禅宗简易通俗化的俚语，如使用至今的"临时抱佛脚"一语，即出自北宋刘攽《刘贡父诗话》："王丞相好嘲谑，尝曰：'投老欲依僧'。客对曰：'急则抱佛脚'。"此谚直至明代仍广泛使用，《水浒传》第十七回有："哥哥正是急来抱佛脚，闲时不烧香。"可见文字禅的出现，以其通俗易行性，扩大了自身的信仰范围，将禅宗思想进一步普及到了社会各阶层之中。

　　其次明代政权建立所依靠的元末白莲教起义，自身就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南宋慧远白莲社。因而元末明初的社会政治状况导致了民间宗教的迅猛发展，禅宗与其他教派的不断融合更加深了文字禅的普及，明代禅僧梵琦批判早期禅宗："不立文字，虚张意气。直指人心，转见病深。"他强调禅意必须以文字为载体才能弘扬，禅意与语言文字存在微妙关系，认为："法离语言文字，返著文字语言。假使精进三藏，何如直截根源。"晚明的紫柏尊者真可则认为文字与禅意互为促进："文字，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字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既至昏昧，宁至此乎？"并直言："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可见明代禅僧所推动的文字禅的出现，使得禅宗思想简单易记，雅俗共赏。

　　正是由于明代禅宗新的思维机制与发展模式，才致文人画中"利家"一词出现，利家实则由禅宗词汇"利根"一语而来，所谓"根"，即指众生的资质、秉赋和对佛法之堪能性。根分上、中、下三等，《大日经疏》卷九云："略说法有四种，谓三乘及秘密乘，虽不应吝惜，然应观众生，量其根器，而后与之。""利根"是梵文Tiksaindriya的意译，即能敏锐地理解佛法，并圆满地达到解脱的根茎，从而洞见形体，直透本源。《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云："有佛子心净，柔软亦利根，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无量寿经·下》言："诸明利，其钝根者成就二忍，其利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首先，利家根器的聪敏需要自性自度与自性清净的修炼，唐代敦煌本《坛经》论述其二者关系为："自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又谓："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其次，禅宗强调利家坐禅时要住心于一境，冥想妙理，正审思虑，要有六度的品质（即禅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大乘义章·十三》云："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往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因此，利家是思深意密、情理交融、老庄化玄奥思辨的化身。

　　当转进文人画语境之后，利家则具有了领悟画道的能力和高人胜士的风神，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画（二）》中品评本朝画家时首次以"行利"二家加以划分，认为："我朝善画者甚多，若行家当以戴文进为第一，而吴小仙、杜古狂、周东村其次也；利家则以沈石田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陈白阳其次也。……衡山本利家，观其学赵集贤设色与李唐山水小轴，皆臻妙，盖利家而未尝不行者也，戴文进则单是行耳，终不能兼利，此则限于人品也。"可见明代文人希望通过自身对画坛品评的主导，以此抬高利家绘画的支配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