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古董"（骨董）之外，清末民初还出现了其他与"古玩"相似的概念，如"古物"、"文物"。

　　3"古玩"与"古物"、"文物"的区别和联系

　　"古物"是民国时期的法定概念，与现代常说的"文物"较为类似。当时的国民政府制订了大量有关"古物"的法律法规，如1931年6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14条，该保存法对古物的范围、所有权、保存要求、发现后的处理、发掘古物的学术机构、发掘核准、发掘古物的研究、古物的流通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1931）、《采掘古物规则》（1935）、《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等。从《古物保存法》的内容看，其规定的保护或保存的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可移动器物，而且涵盖了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器物，即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都在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古玩"与"古物"除了涵盖范围有所不同之外，两者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古物"概念的重点在于强调所涵盖器物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中国对"古物"的保存和研究由来已久，考古资料证明，迟至商代，王室和贵族就开始重视对古物的收集和保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为了阐明古代文物制度或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从单纯收集古物逐渐转移到对古物用途、功能的关注上。清朝时期各地方志中的金石志目已相当丰富。[8]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古物"概念是"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即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

　　"古玩"概念的重点则在于突出器物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盖古玩之所以可贵者，其重要之原因有二：一为古玩之自身者，一为人为者。所谓自身之原因，即古玩本质之精妙，作工之优良，后世所不能仿作者。例如唐宋之书画，其造诣之精，后世任何努力所不能及；三代铜玉，其作工之精细，文字之记录与艺术之最高样本，可宝可贵，理所宜然。"[6]以《申报》为例，当时的洋行在对古玩进行拍卖时，大都使用繁复华丽的词藻招徕顾客。[9]除了突出的艺术价值之外，古玩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本身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尤其在当代，通过艺术品拍卖等形式，古玩的经济价值达到了最大化。那么，清末民初的民众又是如何看待"古玩"经济价值的。"夫讲求古玩，本为无聊行为，以有用之精神，颠播陈死人之身后遗物，毫无裨益于现在之国计民生，社会之所不取，人类之所不能同情者。然几千年来永远为国人所乐道者，实系专制政体逼出之康庄大路，故属莫可奈何之举也……中国四千年来，完全为君主专制，在圣君贤相、天下太平、四民乐业之时期，知识分子固可以畅所欲言、适所欲行。但翻阅四千年历史，圣君贤相之时有几？多数为黑暗政治时期也！昏君暴臣之政治下，愚夫愚妇固可以任意受支配；稍有知识者，是非善恶之关，能无动于衷乎！岂知专制政体下，批评时局，谈论政治，岂止自身不保，九族均为之担忧。是文人士夫之脑筋，固不能任意所思也。至行径动作，尤受限制。除读书从政之外，即不准有所活动。今日社会所公认之一般高尚娱乐，如跳舞、赌博、集会、结社，在当时均视为妖行，非但为国法所不许，亦舆论所不容。万不得已，辟出好古之途径，以古玩为惟一之消遣妙品。……总之，收罗古玩为昔人之消遣方法，为昔人之积钱方法，纳贿方法，救急方法，升官谋缺之方法，进身保禄之方法，重要官吏无不赖古玩以生发。故古玩除自身固有之价值，又益以人为之价值，此其所以可宝贵也。今虽时异事非，然古玩本质之价值并无变易，即人为之价值亦大体无殊；且因数量之日削而好者之日增，供不应求，又产生器新有之声价，此其所以愈可宝贵也。"[6]

　　该文作于民国三十一年，大致反应出了清末至民国时期人们对于古玩的看法。联系该文与当代古玩艺术品拍卖可以看出，从清朝末年到21世纪的百年间，虽然古玩的价值成因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珍贵程度却从未改变。

　　"文物"一词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制衣裳，备文物。"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文物"在当时主要是指礼乐典章制度的礼器和祭器，与当代所说的"文物"虽有联系，但基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唐代所使用的"文物"概念与当代"文物"概念略微相近了。[10]民国时期"文物"一词的内涵处在不断更变的状态，总的来说，其涵盖面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转变。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5年1月批准设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要从事古建筑维修保护与调查研究。从该机构当时所从事的实际工作来看，"文物"主要是指古代建筑。[11]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该委员会制订了《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规程第二条规定："本会之任务，为调查收复区重要文化建筑、美术、古迹、古物被劫及被毁实况、并设法保护之。"[12]从中可以看出，"文物"的涵盖面较之十年前已经大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