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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虽然存在少数诱发腐败的封建主义糟粕，但大部分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廉政文化，并深深渗入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对当今抑制腐败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为民本思想，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民本的基本思想是一种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的统治观，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认为君主应“仁政以德”，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同时，孟子还提出“与民同乐”的廉政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贵君轻”的理论贯穿于中国整个传统社会，它看到了君主权力运用的限制性因素，在任何时候，只有做到体恤民情，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长治久安。所谓得民则兴，失民则亡，中国历代开国君主尤其是经过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而建立的新王朝，在国家管理中都极其重视民心的向背，注重惩治腐败、整顿吏治、安抚民心，这些思想延续到现在，我们在保持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对反腐倡廉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1）从依靠圣君贤相为民作主到以民为本位，实行民主自治，由人民自己作主。我国重视人民当家作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致力于将“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使更多的权利回归社会。在卢梭看来，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人民主权由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和规定国家制度。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在新时期更是践行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真谛，尤其在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与素质，扩大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2）将民本的政治思想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将政治道德化，缺乏制度保障，在新时期，我们坚持民主法治，在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用法律加确定下来，这样更能体现民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就扩大公众参与的角度来说，全方位的制度的保障就体现在实行阳光行政，将政务摆放在民众眼前，接受民众监督，同时要健全和完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回应渠道，使民众的呼声能真正引起政府的重视，进而在制定各项决策的过程中能真正体现民情民意。惟有将人治转变为法治，民众的参与以及民众的其它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有、民享、民治”。 二、清官思想 清官思想是一种道德内约力量，强调为官者主要以个人素质与修养为根基，坚持自省，主动拒绝权力的诱惑，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名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伦理政治的社会，长期以来，在伦理政治的氛围下逐步形成了道德自律的清官思想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概念，并包含着某种道德评价的意味。在我国涌现出的不少党员干部都拥有这种良好品质，如雷锋、焦裕禄等，他们不仅在生活中勤俭节约，在工作上更是廉洁自律，为廉政建设树立了好榜样，是人民真正的公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并已成为一支遏制和消除腐败的巨大的文化力量：（1）传统的廉洁清正文化告诉我们，在选拔任用公职人员时，一定要将其道德品质放在重要位置进行考察，在其入职后也要加强对他们的廉政教育。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政治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经济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使得腐败现象很容易滋生蔓延，尚待完善的法律还未根本改变人民群众完全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状况，因此“清官”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空间，这种也思想依然活在百姓心中。（2）在新时期，我们对廉洁的呼唤也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清官”，关键是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能使官员们不敢腐，不愿腐，更没机会腐，同时，我们要加强监督，确保制度的有力执行，一个缺乏监督的法律实际上形同虚设，而只有实现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不给腐败任何行动的机会，才能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总之，建立拒腐防变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与权力运行监督并重的预防体系，走说服约束加威慑的路子，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才是反腐倡廉的必由之路。 三、尚贤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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