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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滨是徐許的同宗弟兄，与徐許交往多年，且负责香港中国笔会的秘书职务，对于“笔会”之事属于身历，他的话应该十分可信，可证实徐速的所谓“据说徐許希望通过中国笔会关系，推荐为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惜没有实现，所以才动脑筋另组新笔会”完全是一种“度君子之腹”的谣诼。事实上，早在徐东滨之前，攻车已于徐許逝世后的第11天即在《香港时报》上披露了徐許被香港中国笔会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详细经过： “笔者以一度负责香港中国笔会的关系，曾接获瑞典诺贝尔基金委员会邀请推荐的函件，因此有关徐許兄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可说是身与其事。一九七二年初，从笔会前任会长罗香林先生接受一批有关文件，其中就括有上述来函，因罗先生业已卸职，这责任就落在笔者身上，在商洽之下，一致认为如果推荐，必须是一位在文学写作上有重大贡献，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历数居港作家，认为只有徐許具备此等条件，于是就决定加以推荐。当我将此意告知徐許时，他很感兴趣，几度会商，随即准备各种资料，包括传略，作品介绍和语文，推荐函件等，由笔者签署，寄经瑞典首都诺奖委员会。” 攻车的文章是1980年10月16日发表在《香港时报》上，而徐速的文章标明写于1981年3月14日夜。可能徐速在写《忆念徐許》时没有看过攻车这篇早已发表的文章，否则，应该不会明知个中详细而偏取谣传。那时，徐速也正抱病，他在写作《忆念徐許》一文不久后，即于当年8月14日离世。不过，徐速对徐許贫病交迫希望受到别人重视而不得的形象实在描画得生动传神，令人读后印象深刻，以致后来国内学者袁良骏在2009年发表的《香港小说史上的徐許》中仍在引用徐速的说法，将徐許在“香港中国笔会”中“只是外围会员”，“连个理事都不给他”，徐許一气之下才退出另组英文笔会的误传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大陆读者对这一事件真相的混乱印象。廖文杰对袁良骏没有深入研究即引用徐速错误的说法，且在之基础上又有所发挥而感到义愤，他在《“为死者常”与“不为死者讳”——试谈徐許生前几篇悼文及其他》中这样愤言： 国内文章谈论徐許晚年，大多将徐速有真有假的说法写出，又大力渲染，变成人云亦云，写来写去，无非只是想说徐許晚年落寞落魄、没有读者、当不上教授、愤世嫉俗等等而已。国内一位文学史家袁良骏在1999年出版的《香港小说史》中除了引述徐速的话外，又附加一句：“如果不是台湾正中书局为他出版了十五巨册的《徐許全集》，他至死这套书恐怕也未必能在香港出版。”请看看这哪里是一位学者的态度？徐許以前说苏雪林写鲁迅，刻薄阴损，似有太过。或者将徐抒的说话转赠给袁良骏也很恰当吧？ 不过，徐速作为一个与徐許接触较多，又颇有名望的作家，排除他有意夸大其词的说法，其对徐許的文学风神还是有准确的概括—— 凭心而论，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許的创作技巧是相当突出的，文字流畅明丽，更非一般老作家所可比拟，至于像我们这样的后辈，更难望其项背了。也就难怪他那样欣赏落过水的周作人，我觉得他比谢冰心的文字严谨得多了，他的诗也比徐志摩有深度。 他的这些观点也是与林语堂、杨炳辰等对徐許的看法相合。 根据王璞的自述，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移居香港之后即对徐許有过耳闻，不过从零星的议论中她只得到一种矛盾的印象，仿佛徐許是一位通俗作家，又或者是一位非常晦涩的作家，她说这两种作家她都不敢领教，遂未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后偶然之中，王璞读到徐許的一本诗集，这时，一个总被误解与冷落的小说大家终于与他真正的读者相遇了。这样的曲折使她迁怒于那些影响很大的文学史与小说史竟对徐許这样的作家视而不见。尤其，她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徐許小说的不置一词耿耿于怀，愤言“这一失手对中国现代小说读者的误导”远甚当年圣伯夫对“波德莱尔、司汤达、奈瓦尔”的误评。 王璞是将徐許视为与“波德莱尔、司汤达、奈瓦尔”比肩的大作家，所以，才对徐許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或销声匿迹或被误读的命运如此痛心。她深信自己的判断，猜测其内心亦有自比为当年极力推举奈瓦尔的普鲁斯特之意。她深感徐許虽有很多内心赤诚的读者的激赏，但他们多从一种直觉的阅读体验来推崇徐許，而无法给出相应的有力论述。所以，王璞以自视颇高的姿态承担了这个去搅动已经沉寂的文学史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璞即使真的自比为因圣伯夫误评奈瓦尔而骂他一句“恶棍”与“老混蛋”的普鲁斯特，也不算太过。在下面引文中，王璞虽有自谦之言，却仍可看出几许“自负”之意： 在文学史上，这也不是史无前例的事。陶渊明被埋没了一百年，连司空图都看走了眼，把他挖出来一半，列为四等诗人。直到梁太子发言，才把他完全挖出来。我在这里对徐許的挖掘，因功力有限，更是连一半都谈不上，只希望至少尽了挖一筐土之力，但愿后有高手，继续挖掘。 于是，当我们看到下面的出版后记时，也应该为作者的一片赤诚而感动： 是他遍布各种文学体裁的杰作激活我写作的热情。使我在这大年纪还终于决心来写作一篇博士论文，攻读博士学位。我想：如果还要写一篇，我还会写他，研究他堪称典范的诗论。 正如廖文杰所言，王璞对徐許的小说真是一见倾心，她那时虽已年近半百，但她对徐許的小说一直无人有真正触及要害的解读实在无法释怀。她既对夏志清的冷落徐許而义愤，同时也感到司马长风对徐許的推崇赞多析少，是打不到实处的空拳，甚至起到“捧杀”的相反作用許。对这种状况，王璞激动地表示：“一个作家要被埋没是多么容易！哪怕他是一位像徐許这样著作等身的人，哪怕他曾经拥有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哪怕他的作品具有如此辉煌的价值。”遂决心“要为挖掘这份文学遗产出一份力。” 出于上述的种种因素，王璞决意避开以往港台作家（如刘以鬯、徐速、南宫搏等）借多谈徐許生前一些似是而非的琐事来增加可读性的做法，她力图从文本当中找到徐許小说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意义，她认为真正优秀的小说经得起任何批评方法的分析，她想以自己的“分析”来回答“他究竟怎么伟大”的问题。在王璞看来，徐許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小说叙事技巧上的创新，他把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各种叙事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技巧相结合，写出近百部格调别样的小说。而在他最为优秀的小说，如《花神》《鬼恋》《神偷与大盗》《江湖行》等作品中，他把这些手段综合应用，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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