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1932年1月成立的复兴金融公司，资本金额五亿美元，几个月后，放款力量增加到十八亿美元。这一做法“被证明是胡佛任内对付经济萧条所作出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努力，罗斯福总统甚至于更为扩大了它的作用”。还有两个“很有意义的法令”，其中的一个为“联邦土地银行”增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以增强它们的农贷资力；第二个就是“住宅贷款法令”，由财政部补贴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成立“住宅借款银行”，对住宅所有人办理紧急放款。

　　可见，胡佛总统在危机期间是有所作为的，或者引导私人企业进行自愿联合，或者“频繁借用联邦政府和总统的权力”采取积极果断的反危机措施，并且“尝试了很多革新性的计划”。四年里，美国政府公共工程开支达7亿美元，是1900-1929年总和的近3倍；修建了37000英里的公路，国家公园增长了40%，森林面积扩大了250万英亩，1930年胡佛水坝开工兴建。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赫伯特·胡佛看起来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更像一个经济领导。是胡佛启动了浩大的公共工程，让人们有了活干；是胡佛建立了重组金融公司，把钱贷给处于财务困境的私人企业和银行；也正是胡佛在经营政府时，不怕出现最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只不过，这些措施无法应对那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

　　当然，有的措施也确实不当。比如，在农业部门以及许多工业企业的要求下，1930年胡佛批准了“霍利—斯穆特法”，大幅度提高890种商品的关税。许多国家采取相应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从而加剧了危机。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要求政府提前支付退役补贴的失业老兵，胡佛竟然动用了军队，结果制造了两人死亡、数人受伤的惨剧。“霍利—斯穆特法”使美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报复，镇压“军役补贴大军”使胡佛失去了国内民众的信任，“但值得肯定的是，他毕竟也曾努力运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解决不断增多的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但危机未能得到解决，这使胡佛在1932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

　　罗斯福就职后，着手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调整农业政策，加强救济和社会保障工作，调整劳资关系。有的政策是对胡佛反危机措施的重大改变，但“某些政策实质是胡佛政府时期政策的某种延续、深入和强化”，不论是沿用、加强，还是调整、废弃，其实都是对胡佛措施的借鉴。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是由传统自由放任政策到罗斯福国家干预政策的过渡”。

　　但在一些课堂上，胡佛几乎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对危机缺乏正确的认识，顽固地坚持“自由放任”政策，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经济危机加剧；危机成了胡佛的“罪过”，“胡佛”成了贫困的“代名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教科书的叙述有一定关系。如教科书认为，危机爆发后，胡佛继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其本人也反对由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这种认识形成惯性影响了教学。

　　这道题也提醒我们，教学要及时关注学界发展，全面认识历史。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尽量调整“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日常教学中，为了突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意义，常常会以胡佛应对不力为背景。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在分析问题时存在着偏激的倾向：好的事物全是优点，没有缺点；不好的事物全是缺点，没有优点。比如，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类，并且认为好人不可能做坏事，坏人不可能做好事。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以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非此即彼”的思维不利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历史教学中应培养学生的宽容意识，引导他们用“亦此亦彼”“即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来观察和分析问题。

　　第二，尽量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要把过去的人作为有生命的人对待。生活在过去时空中的人们，如今天人一样，有自己的思想、希望、担忧和喜悦，经历过奋斗、抗争、失败和成功”。部分“反面”的历史人物，并非一无是处，而且有些错误不是其个人的主观意识所为，而是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所致。在考察他们的经历时，要抱有深切的同情，不能因为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做了“坏事”，就否定其一生；也不能因为某位历史人物是伟人，就无视其缺点与过失。

　　第三，尽量减少“有意偏见”的消极影响。偏见就是一种不客观、不公平的认识。导致偏见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受时代背景、党派利益、个性经历、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立场、角度、视野、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有的是受表象或虚假信息的影响，有的是受固有概念、陈旧知识的影响。这些都属于无意偏见——这种偏见是难免的，只能努力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还有的是因为故意回避不利的事实而致，即“选择性失明”，在论证过程中，只选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这种偏见属于有意偏见，应尽量避免。

　　第四，尽量改变“后知之明”的评价方式。评价历史人物应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要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尽量用时人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超越他们所处时代的眼光与标准去看待和评价他们，不考虑特定的、客观环境，而且只看结果、无视过程，对历史人物提出过高的要求，这违背了时代性、历史性原则。另外，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尝试的过程，甚至是试错的过程。因此，应允许历史人物走弯路、甚至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