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有两种方式，一是贴大字报，一是开批判会，浮夸风弥漫全校，第一教学楼各教室辟为西瓜园，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主要干线大中路搭起席棚，这还不够用，因为每个人都得表态，大中路约1千米长的路面也贴上层层叠叠的大字报，但也没有人蹲下来看。声势浩大，学生立于主攻地位，教师接受挨打，阵线分明，中国教育传统的师道尊严被推翻了。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推动下，不要教师了，刚入学一年级的给高年级写讲义，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看不过[，很气愤地讲：

　　教育已偏离正轨……是什么教育革命，这是胡来，连起码的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都不顾了。

　　一些激进的青年教师自己组织起来编写“毛泽东论文艺”，以此代替中国文学史。李先生说：“你们编写的可以讲，但不能取消中国文学史。”李先生心直口快，对任何事都很认真负责，因此招来了大字报的轰击，出现了“火烧李何林”、“打到李何林主义”的标语。历史系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激进的“左派”去组织刚入学的一年级给四年级写讲义，我对此持异议，让教师去指导，结果批我这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统治。他们还要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代替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因此一直遭到批判，这一批判一直继续到文革。

　　批判的文章也有正确的部分，但主要立足于“批”，把教学和科研中的所有问题都归之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经济系丁洪范提出“二马结婚”（指马歇尔与马克思结合），谷书堂提出精神与物质奖应该结合，这种正确的见解一直受到批判。很糟糕的是使用了粗暴的语言，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

　　历史系和中文系集中火力猛批考据说，声称要“砍掉资产阶级考据指导的白旗”，历史系的大字报说，“郑天挺来系后，考据形成一般系风”，1958年郑在《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是唯史料学治学方法的典型，全文引用101条史料，花了1万多字的篇幅，其目的不外说的是一条史料。我们治史的目的是要阐明历史发展规律，而这种方法只能繁烦罗列一些事实。中文系一位教师讲班固时，一口气考证了班固的祖宗七八代。讲到司马迁，别的不谈，首先考证其生平，举出各家的说法及其根据，并详细介绍了考证文章。紧接着就讲司马迁的故乡，从地理位置到山的形状、水的流法，连鱼跃龙门的神话也来描绘一番，就因为“迁生龙门”一语。这种资产阶级为考证而考证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正是胡适传下的衣钵。有的老师还举王引之、杨树达、闻一多如何考证一个字，获得名声，将同学引入歧途。

　　中文、历史系还声讨崇古薄今思想。中文系给刚入学的一年级，开出了《四部备要》、《艺览》、《四部丛刊》等38种古典文学的必读和参考书目。有一位教师讲：“要搞学问，就要大量地读书，多读古书，自然会学好。”还以鲁迅、闻一多为例，鼓励同学说：多接触古文，脑子就会特别清醒，搞起研究也就会有成就。在评价古典作家作品时，旁征博引，全是古人的观点。

　　历史系杨翼骧经常劝同学多读古书，不止一遍两遍，乃至十遍二十遍，多多益善，烂熟为止，并以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的读书治学精神教育学生。通过对封建时代的史学家生平的介绍，说明他们有的只做过小官，有的一生不做官，不图仕进，都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一生精力，钻在古书中去，穷年累月的研究，才能搞出成绩来。这样就给学生自然而然地指出一条只专不红的道路。如王玉哲讲：

　　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对《二十四史》很熟，哪年哪月哪地什么事都能背下来，科学院请他去，他说第一不要马列主义，第二不要马列主义武装的助手，结果没有去成。

　　这样就好像说要学生背史料，好像在说有了资本就可向党讨价还价了。又如杨志玖一贯反对把马列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他为雷海宗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护。他向大家介绍的参考书有：《隋书》《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通典》《大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唐令》《全唐文》《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敦煌掇琐》（金石华编），总共数千卷史料，连先生自己也没有看完几部，不加分析的介绍给学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把学生引到故纸堆中囚禁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杨先生连一本经典著作都没有介绍，这说明杨先生根本就反对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土地制度。杨翼骧讲，陈寅恪不用马列主义，但从史料出发来分析，有的地方也是唯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