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是我国倡导的积极推进欧亚大陆融合发展的伟大战略构想。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增长。但是，专业化、职业化、高水平、国际化的复合型人才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因此，必须加大对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建设智库平台、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构建网络教育平台、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等措施，加强高等院校对“一带一路”战略人才的培养，进而以人才为媒介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高等院校；一带一路；人才培养；经济一体化发展

　　“一带一路”是我国倡议的，以文化纽带引路、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内容，建立在政治互信、平等交流的双边及多边机制上的战略构想。在这一战略的推进和实施过程中，人才是核心和纽带，是不断推动中国同沿线国家地区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支撑，是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力。当前我国和沿线的部分国家在这方面的高等人才储备不足，因此，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对于推动沿线经济发展、助力丝路文化传承、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需求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空间辽阔，资源聚集，沿线经济互补性较强，比较优势较为突出，在众多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新的项目将产生新的人才需求。而与沿线国家合作项目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我国对外合作的企业是否有相应的人才[1]。

　　（一）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人才需求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优先建设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沿线发展中国家众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对亚太地区30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评估，在2010-2020年间该地区约有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总需求，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7300亿美元，其中，68%为新增需求，32%为维护更新需求[2]。

　　从投资规模看，“一带一路”将有效拉动区域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与此同时，在项目投资带动下将引发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交通、化工、能源等方面的人才需要。而“一带一路”所需的基础建设人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才。从“一带一路”的区域范围看，这类人才不仅要具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而且能熟悉沿线地区的国情，并且能灵活运用国际准则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推进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国际金融人才需求

　　截至2015年4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先后与30个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总规模超过3.11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特别是随着丝路基金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人民币互换清算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等显示出沿线国家地区之间金融互动的加深，沿线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潜力及活力不断提高。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经济发展水平急需提高的小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目前经济发展不稳，货币币值不稳定，面临着较大的汇率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国际流动资金的投机对象，从而引致更大的金融波动。加之，由于这些国家市场尚不完善，金融信用较低，一旦发生波动，我国所在企业和投资项目将会受到巨大损害。

　　从我国对外投资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风险较大的实情看，亟待国际金融人才来应对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国际金融人才是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善于展开各类金融业务，精通国际金融市场，能够灵活运用国际规则的专业性人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需要这类人才开展金融业务，对我国整体而言，这类人才稀缺，因此必须加快高等院校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金融领域人才的需求。

　　（三）国际贸易人才需求

　　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在2006年转为顺差，自2011年后贸易顺差呈现扩大趋势。2015年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成功并逐步开始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议定书》成功签署并升级，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期间，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的自贸区谈判和与新加坡的自贸区升级谈判取得成功。截至目前，我国与东盟、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韩国和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将伙伴关系自亚洲扩展到拉美、大洋洲及欧洲等地，这展现了我国对外合作的开放姿态。

　　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国能够充分利用新的合作环境，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更大优势，促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将会更加密切，由此将刺激对相应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对外贸易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外语基础，还要懂得当地历史国情的综合性，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及业务能力。

　　（四）政治法律人才需求

　　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深化，对外贸易纠纷以及贸易壁垒现象频发，制约着“一带一路”发展，涉外法律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处于高腐败、高政治风险地带，根据2014年1月美国PRS集团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ICRG），在ICRG研究范围内的3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一半国家属于“高风险”与“最高风险”类型，全球腐败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CPI）平均得分为59.6，低于全球140个国家的均值（64）[3]，这使得项目的顺利开展产生了不少政治法律风险阻力。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急切需要培养相关政治法律人才。通过相关政治法律人才的交流，一方面，更加了解沿线地区的政治法律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人才的交流去改善、降低政治法律风险。除此之外，必须进一步围绕“一带一路”可能出现的政治法律风险，聘请相关专业学者加以深入研究，加强高等院校对法律专业尤其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为沿线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

　　（五）跨文化交流人才需求

　　“一带一路”覆盖区域广袤，涉及的国家官方语言或国家通用语言有近50种，重要的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200多种。除了语言文化外，“一带一路”也跨越了多类型文化，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外，既有悠久历史的印度文化圈，也有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圈，还有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挑战。在这些外在制约条件下，高等院校应尽快培养相关的“关键语言”新型人才，满足沿线国家地区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需求。一方面，专门语言人才必须精通沿线国家的主体语言，而且由于部分地区还存在部落语言，要求语言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相应的部落语言。另一方面，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其深层次是文化的交流，这要求语言人才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文化特色，培养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通过学习各国语言、理解各国文化，真正做到懂民情、知民心，从而适应多边贸易激增、技术交流频繁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顺利实现“五通”加油助力。

　　二、高等院校培养“一带一路”战略人才的制约

　　（一）人才培养结构亟待改善

　　目前，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重理论，轻实用”的理念较为普遍，因而偏向于理论研究型的人才培养，对实用型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不足。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大型项目对接、企业“走出去”是我国同沿线国家地区合作交流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对外金融资本运作人才、信息化大数据人才、非通用语言人才等“专业+语言+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实用型人才需求缺口较大，因此，需要高等院校加强在这些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但是，大部分高等院校追求专业课程的综合性，即大而全，院校专业课程设置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缺少专业特色，因此，人才不能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环境，人才培养的整体素质达不到“一带一路”战略对急需领域关键领域的人才需求。例如，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学科来看，部分院校开设了如中英班、中法班等专业加外语的专业，大部分院校还只开设传统的专业班，对学生的外语能力培养仅限于大学英语及学生自学，但能在课余时间努力学外语的学生也是少数。在外国语学院中，学生虽然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但缺乏一定的专业依托，导致在专业领域外语能力依然不足。因此，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结构亟待完善。

　　（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

　　尽管目前各学校纷纷成立“一带一路”相关研究院，但在本科教育中却没有得到真正渗透，专业人才培养依然按传统的学科单独分开进行。而“一带一路”所需要的是综合性人才，与高校单科人才培养计划不符。在理工科人才培养上关注点在于实用技术，却很少注重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从我国教育的空间格局看，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密切的省区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部及边疆地区，这些地区的高等院校师资力量、资源相对不足，人才培养与引进、人才的流动与共享等社会培养人才的机制尚不完善。此外，我国部分地区虽然能够盯住国际人才，也注重引进外部人才，但却不愿意用好内部的既有人才。一方面是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市场及政府对人才的培养也仅局限在国内，尚未建立起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沿线国家地区复杂的外部环境

　　沿线国家地区复杂的外部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制约高等院校进行“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培养的因素之一，沿线国家地区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利于高等院校在沿线国家地区兴办教育和人才培养。一方面，由于沿线国家地区的范围广，文化风俗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不一，高等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进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些外在因素，人才培养难度较大，而且沿线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多变，不利于人才在沿线国家地区流动。另一方面，我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化教学水平较之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沿线地区开设分院难度大，且竞争力不足。

　　三、高等院校培养“一带一路”战略人才的对策建议

　　（一）智库平台建设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智库平台承担着举足轻重的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和人才吸纳的重要作用。首先，智库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智囊，将智库建设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中，建立“一带一路”智库联盟。智库建设是培养“一带一路”人才的重要智慧平台，担任着顶层设计和政策研究的重任。其次，畅通智库渠道，保证智库在“一带一路”中的决策传达。智库建设是一项智慧的聚集与流动的过程，在智库建设中要保障流动，使得智库决策能及时有效传达，也为智库人才提供一定流动学习和锻炼机会。最后，立足本土，开展高等院校智库跨国合作研究，让人才在智库平台的实践中经受锻炼。“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自然风貌、文化传统差异较大。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求同存异，需要在高等院校智库跨区域合作中提供一定平台，给人才发展空间，加强人才的培养与流动，畅通贸易合作[4]。

　　（二）高等院校专业调整与区域合作

　　在高校专业设置上，要加强“一带一路”战略渗透，建立起“一带一路”专项培养计划。如开设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语言学科，制定专门的“一带一路”语言规划，培养相应的外语储备人才，特别注重培养既有良好外语能力，又具备区域文化背景知识和出色沟通能力的高端外语人才。充分发挥我国一些语言大学的优势，逐步建立起相应地区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在语言文化基础上，培养更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性人才，培养既有文化素养，又有专业技能的“专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在其他非外语专业学科中，开设部分针对“一带一路”相关的课程或者开展相应专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案例分析，培养国际化法律、会计、金融、大型项目管理及技术应用领域内的高端人才。在目前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缺乏的背景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适度加大教育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各区域高校间的合作交流，可以建立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互派师生交流学习，开展“一带一路”实践学习交流，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

　　（三）网络教育平台构建

　　高等院校应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建立优质的网络教育平台。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建立终身学习、随地学习的观念。高等院校相互之间建立互联网学习平台，使学生能够在平台上达到资源信息的共享及交流，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达到“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培养的目标。其次，在网络教育中必须培养一批具有网络教育与传播能力的优秀教育人才和互联网平台设计者，将所要传授的知识通过网络教育平台传播出去。最后，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提高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国际合作办学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办学发展方兴未艾，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院校合作办学的项目尚不多见。在培养人才方面，我国高校可以适当鼓励“一带一路”沿线留学，并吸引曾经留学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与“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其次，开展境外合作办学，创办中外合作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培养沿线地区的有为青年参与项目建设。通过教育合作，加强人才交流，可以在沿线国家的高素质人才中展现我国和平友好的姿态，推动民间友好往来，助力项目的顺利开展。此外，在教育合作的同时要通过外交手段与沿线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通过经贸往来建立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稳定发展。在保证我国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适当鼓励一定人员去沿线国家留学交流。要加强地区间人才流动，促进区域教育资源与人才的流动，推动跨国人才交流，以此增强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同感，助力“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

　　参考文献

　　[1]周谷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教育研究，2015（36）：4-9.

　　[2]沈铭辉.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PPP合作模式：中国的角色[J].国际经济合作，2015（3）：33-38.

　　[3]凤凰财经.中国一带一路上的政商陷阱[EB/OL].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512/13699453_0.shtml.

　　[4]史育龙.以智库为支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J].中国发展观察，2016（1）：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