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跋》中谈写作目的时说：“我希望读者朋友不要把《我的帝王生涯》当历史小说来读，我在写作中模糊具体年代的用意也在于此，考证典故和真实性会是我们双方的负担。小说里的红粉鬓影和宫廷阴谋都只是雨夜惊梦，小说里的灾难和杀戮也只是我对每一个世界每一堆人群的忧虑和恐慌，如此而已。”可见，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它是一个超验文本，是作者想象驰骋的“一帘幽梦”，是个人对历史的一次绝命反击，抽离对主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的探索，纯粹以个体生命的律动为脉络，谱写的一曲动人传奇。

　　作为新历史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并没有脱离它的先锋性，相比《武则天》和《碧奴》的历史演绎和神话重述，苏童的这篇小说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作者用古典式的凄艳文笔把美和悲剧写到极致，让历史在偶然中走向它的必然，因果循环，回环往复，历史的混沌模糊衬托出人物内心的细腻敏锐。而最具创新的地方就在于，苏童巧妙地隐藏了作为历史背景的环境，让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任何朝代的影子，帝王可以是任何朝代的帝王，妃子也可以是任何帝王的宠妃……一切历史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种多重感官的体验无疑是这本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书中还有很多富有意味性的象征，比如飞鸟暗示了端白对自由的向往，而《论语》成功解构了历史的文化内涵，龙袍的更换无恙更是对帝王身份的绝妙讽刺，最后的苦竹寺是安逸的自我归属等等。苏童坦言：“《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但这个历史故事仅仅是一个脂粉弥漫的宫闱故事吗？

　　书中写了一个傀儡帝王端白的荣辱沉浮，如果不按时间划分，而单纯以际遇来论，我愿意把燮王生涯看做端白的前半生，而把走索王的经历看做端白的后半生，那么苏童正是通过端白前半生的自由禁锢和后半生的人性复苏架构起历史的风云变幻。作者有意用一种漂浮的笔触模糊掉时代背景，模糊掉人物特征，而用华美的辞藻，纷呈的意象，绝妙的讽刺带我们重温历史画卷：宫闱之争，帝妃之斗，朝野之乱，国运之变，命途之舛……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叙写背后，是作者对人生无常的喟叹，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对既定纲常的反叛，对历史真实的质疑。苏童把端白置于虚幻的时空里，隐掉一切背景只为突出人物的内心，前半生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死亡的恐惧占据了端白的思绪，他变的惶恐而暴戾。

　　自由抗争与死亡逃遁

　　端白少年为王，身上始终未脱孩子的稚气，他一面叛逆一面却又以孩子的顽劣反抗帝王之位对自己的束缚。帝位沿袭并没有给他带来对历史和国运的续想与忧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孩子对接踵而至的命运的新奇与抗拒。对于父王的遗旨，端白表现出莫大的惊讶和淡漠。他看着杨夫人把黑豹龙冠紧紧抱在胸前，说，“你想要就拿去吧，我本来就不喜欢”。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端白身上，孩子的天真烂漫不曾出现，顽劣却已经涂满了暴戾的色彩，以至往后愈演愈烈。所以觉空才说，“孩子，少年为王是你的造化，也是你的不幸。”

　　细细揣摩，不难发现，端白的顽劣本质上是对被束缚的自由的抗争。中国自孔孟以来，对于人性之恶的论争无不关系到统治阶级对人身自由的束缚，这是导致人性的沦落与丧失的根源。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表现在端白身上便是对权利的滥用和对鸟的痴迷。在历史面前，端白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人性的展台，为人们演绎命运带来的人性嬗变。他毫无悲悯地剜掉妃嫔们的舌头，拔箭射死功臣杨松，逼迫打压端文、端武，杀戮已经成了一种嗜好，成为他渴求自由，寻求自我认同的唯一方式。可在与燕郎的换装中，他还是看到了王臣的一衣之隔，端白惶惑，忧虑，暴躁，贵为天子的帝王和卑贱的宠臣只有一衣之差，这是何等惊悚的现实。端白的恐惧来自于明白了自己能随时被取代的危机感，他努力通过玩弄权利来舒展手里有限的自由，然而君臣的一衣之隔轻易粉碎了他纸质的幻想，若是没了龙袍，他便什么都不是。封建王朝的森严等级制度轻易就能剥夺他的生命，这是导致他一方面抗拒自由禁锢，另一方面又本能抵制死亡迫近的原因。

　　帝位让端白时时处于悬崖边上，他一次次和死亡擦身而过，他的生命充满了提防和恐惧，所以找不到个体存在的意义，也不能对人性之恶有所认识，直到遇见燕郎和蕙妃，他才从一种死亡的恐惧中稍稍抽离，看见生命的阳光。和燕郎在品州的日子使他对生，对自由拥有了真正的理解与渴望，那绳索之上的人尚能安然飞翔，在危险的边缘俯视众生，何以拥有生杀之权的帝王却不能从宫闱里解放？从品州回宫，他对燕郎说：“假如我能躲过灭顶之灾，假如我能活着离开大燮宫，燕郎，你猜我会去干什么？去寻找品州城的杂耍班子，去走索。”这是他内心的自白，是对自由的真切渴盼。也是一处伏笔，为他日后人性的复苏铺垫。当然，在爱情面前，端白也抗争过。他喜欢蕙妃，那个和他一样爱鸟的女子，可是作为傀儡的他却无力去争取自己的爱情，没有自由，何谈追求。最终蕙妃被幽禁，只能和鸟作伴。而作为自由象征的鸟最后也死了，蕙妃表露出一种善良的悲悯，端白却只有厌弃的拒绝，因为在自由来临之前，他看到的是死亡的迫近。当年他的继任帝位之时，曾在飞鸟的低回哀鸣中看到燮国的悲剧，八年后当他真的结束他的帝王生涯，仿佛听到飞鸟的悲鸣“亡……亡……亡”。八年的帝王生涯，给了端白杀生的自由，却没有给他“能飞”的自由，他无数次叛逆，无数次和死亡拉锯，不惜以人性的自我摧残为代价来抗争自由，所求不过是能在无常的历史中重获新生。

　　追逐梦想和自我找寻

　　八年之后，端白幸免于战乱，成了庶民。故事的起落让人生疑，庶民生涯还能称的上是帝王生涯吗？也许所谓的帝王只是一种抽象的表征，人只有在能够成为自己的时候才能称之为“王”，其余都是“傀儡”。端白在帝王之位时垂涎着自由，成为庶人的时候又梦想着成为“走索王”，但无论是怎样的位移，端白的角色始终是“王”，前者是天下人名义上的君主，后者是自己实际上的主人。惟其当他抛弃权力束缚的时候，他才真正懂得了自己，看清了自己。所以，《我的帝王生涯》绝不是一个俗套的宫闱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比起先锋和新写实，苏童在这儿更像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传统文人，他想讲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研墨脂粉的颓废帝王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的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比如梦想，比如命运，比如人性。

　　在飞鸟的“亡音”中，端白走出了他挣扎已久的宫闱，这一次他真的成了“鸟”。在与燕郎四处游荡的日子，他真切感受到庶民的辛酸苦辣，虽然他依旧冷漠麻木，但是他的内心却经受了两次人性的洗礼，他的生命意识开始复苏。第一次是跟燕郎回乡。燕郎收留端白，带他回乡，作为废帝的宠臣，燕郎备受家人冷落，却始终视端白为王，热情款待。端白决定重新上路的时候，燕郎性情大变，希望能守在端白身边继续伺候，最后竟像一个女人似的寻死觅活，发出哀怨的悲鸣：“我好可怜，我好卑贱，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让端白震惊到颤栗，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悲悯，对燕郎，他早就习惯了他表现出来的忠心而卑贱的秉性，却不知这种习惯湮没了燕郎对自我的认识。虽然燕郎一直陪在端白身边，同样历经战乱，可燕郎依旧没有自我，他安于自身的奴性和卑贱，从未觉得不妥。如果说前半生，是燕郎的聪明伶俐，衷心诚恳映衬出端白的残暴乖戾，任意妄为，那么后半生燕郎的卑贱可怜，羸弱无我却反衬出端白的“洗心革面”。面对燕郎的怨天尤人，端白扪心自问，“和燕郎相比，我又算个什么东西？”。这是端白对自己的审视，他经过废帝之乱，对于生有了新的认识，能够幸免于祸乱，苟全于乱世，已经是天大的赦免。所以端白婉拒了燕郎，希望能自己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庶民。他毫无不舍地把家传之玉换成盘缠以跟随走索艺人的脚步。第二次人性的洗礼是在他寻梦的路上，端白重遇了蕙妃，在烟花粉脂之地，昔日冰清玉洁的蕙妃早已沦落为娼妓，端白心有余悸，命运将他的心推至悬崖。蕙妃洞悉端白的轻蔑，反问他：“看遍宫里宫外的世间男女，又有谁知道羞耻？”。一句话让端白顿感虚弱茫然，自知已经无力面对蕙妃，匆匆离别，“我的美妙而命运多蹇的蕙妃，她已经化成了另外一只自由的白鸟。从此我们在同样的天空下飞翔，聚散离合也只是匆匆挥手，一切都印证了各自对鸟类的膜拜和梦想。”爱情的幻灭加重了端白对命运的乏力感，这场宫廷祸乱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苍凉，是通篇的情感基调，苏童总是不露声色的把苍凉写的如泼墨式地绽放的罂粟花，华美阴柔却又颤栗冰凉。在这里，一切沉浮的人事都透着难以把握的幻灭感——生的幻灭感。历史只是一个空洞的布景，时间和空间都是静止的，生命作为个体的孤独感连同个人命运的飘忽感都被无限的生命体验所放大。就连苏童本人也说，“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