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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链条中的两个环节 我们通过两者的差异可以观察到二者的同一性和历史传承性，考察柳永与苏轼的师承关系。 苏词类诗，柳词类曲，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传统文人词“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美学原则，都是旧传统的叛逆者和新格局的创始人。无论是取法乎诗，还是取法乎市民文艺，都打破了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琐屑而逼仄的封闭体系，开辟了它的全新的发展道路。 第二，柳永和苏轼在词学方面的贡献并非在同一时空平行推进，而是一前一后地表现为一种历时性和传承性。当苏轼开始援笔作词的时候，柳永的作品早已风靡天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种殊荣，苏轼是心向往之的。这样，苏轼在词的创作方面的主要参照对象便不能不是柳永了。 第三，柳永对词体和词风的革新，主要在于把词从贵族士大夫的歌筵舞席再次引向广大的市民世界，恢复和加强了歌词的市民色彩或市民风度，扩大了宋词的社会基础，丰富了宋词的美学风貌。这种革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柳永对词的革新，完成了由贵族而市民的历史转变，然而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即由贵族而一般文士的历史转变，则是由苏轼来完成的。苏轼的革新重在表现一般文人的生活和心态，但并不因此而抹杀柳永的功绩。相反，他是在肯定了柳永革新的基本前提下，实施了他的第二步革新的。这样，在他的作品中，既有一般文士的生活和心态，也有市民社会的许多图影的描摹。 纵观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柳永取得的世所瞩目的艺术成就及其留下的未竟事业，为苏柳之间这种深刻的传承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苏轼所具备的革新家的品格与博采众长、师法行家的文艺观，则使得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他们本是同一历史链条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着的具体环节，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宋词的由贵族而市民而文士的历史转变，共同促成了词体和词风的解放。在宋词发展史上，他们的地位正好前后相埒，互为辉映。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古典文学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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