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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为层面上，邵飘萍践行他的新闻道德观，与权贵斗争，代表民众发声。邵飘萍一生曾三次入狱、《京报》两次被封、几度流亡日本，数次受到警视厅威胁。邵飘萍撰文评说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的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认为当时政坛轮番上演的议和、停战、退位、迁延，只不过是袁世凯帝王思想在作祟。[5]文中直呼袁世凯为袁贼，其强烈的爱憎好恶表露无遗。他也讽刺军阀张作霖，在1925年12月7日《京报》推出的“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上，在张作霖及张学良的照片底下文字描述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依然不改辛辣本色。在其文《飘萍启事》中戏谑章士钊、讽刺段祺瑞，可谓豪气干云。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知自己已被权贵记恨，却毫无惧色，并严词拒绝了张作霖的30万元的收买费。这是新闻道德职业化在行为层面的集中体现。 3. 制度层面上，邵飘萍认为应建立民主思想的新闻法规保护新闻自由。邵认为，新闻道德职业化光靠新闻从业者的自觉和抗争毕竟有限，须有制度上的保证，使新闻事业在“基础正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运行。有了“正当法律”，一方面可使新闻界有一个武器，以保护自身的自由；另一方面可适当地约束政府，使政府的压迫被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使新闻事业“达到法律上相当自由之目的”。[6]虽然在当时，从制度入手保护新闻职业道德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但是体现了邵飘萍对新闻道德职业化的追求和坚守。 二、新闻内容职业化 邵飘萍新闻职业意识的另一个表现是强调报纸内容的职业化，改变了之前政论为王的时代，开创了新闻本位的思想，并坚守报纸的独立性而为万民代言。 邵飘萍说：“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新闻。”邵在这番话里明确提出新闻信息对于报纸的重要性，报纸之所以称其为新闻纸，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刊登了新闻。短短一句话，精辟界定了报纸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而不是党派宣传刊物的实质。既然是新闻，就得客观公正，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进步。《京报》时评大都紧扣新闻事实，持论中立客观，一改之前政论文高谈阔论、“少事实而多论断”的缺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报界一直把政论文而不是新闻看做一张报纸最重要的原料，且政论各方都站在各自的利益团体基础上，持论难以照顾到社会公众。在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中，王韬独树一帜每日发表一篇政论文纵论国家大事，此种做法经康梁一脉传承至张季鸾达到顶峰，一直褒扬其为文人论政。一篇政论文被视为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理想抱负的载体，而一张报纸、一家报馆也因拥有一支政论文队伍而为人称颂。而伴随清末民初时局的动荡，邵敏锐地察觉到论政的爱国文章潜伏着被权势利益集团收买造势利用之隐患。于是邵认为报纸该跳脱派别分歧，应以最大多数之社会公众为报道对象来进行新闻写作，他提出：“最佳新闻即为贻爱大多数人以最大兴味者”“于此应研究多数人何以爱读，则直接与多数人不无关系，为彼等所欲知之事”。[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闻报道自然替代政论文成为大多数读者最愿意看到的信息，而新闻纸也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服务，提供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新闻本位逐渐代替政论本位就成为新闻界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三、新闻业务职业化 不论是道德职业化，还是新闻内容的职业化，都是以新闻业务的职业化为前提的。邵飘萍在新闻业务职业化方面的探索，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 对新闻敏感的强调。邵飘萍强调新闻人一定要有“新闻鼻”“新闻脑”，要求“一闻而如香色味之立能辨别”，正所谓“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时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动”，这是对新闻人职业敏感的要求。1917年3月震动国内的中德断交一闻正是得益于邵飘萍的新闻敏感而最早传播出去。邵自己也在授课时与学生谈起这一案例并感叹：“假使当时不甚注意，亦即将机会错过，可见新闻记者之耳目，当时时留意，不可因无足轻重而忽之也。” 2. 对新闻采访的看重。邵飘萍认为，由于新闻纸的任务是报道公众感兴趣的各种消息，那就必须要求新闻人经常奔跑在一线，新闻现场才是记者最该出现的地方，之前梁启超那种“独居小楼之上，挥汗如雨，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的政论文写作法已不适用于新闻写作。 3. 对使用专电的重视。邵飘萍不满当时新闻电稿大多译自外电的现状，认为外电往往蛊惑民众，以讹传讹，提倡国人自发电文。他认为外电“多为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之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化真伪之举，抄载偶一不慎，鲜不附其术中”。[8]因此，他极力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以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政局”的状况。 4. 对广告新闻的拒斥。邵飘萍曾严正批评某些报社因收受钱财而影响新闻报道之不耻之事。他指出以“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无异于将“新闻之性质与广告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实，亦无宗旨主张，其论说朝秦暮楚，唯以津贴为向背。”[9]在当时的时局下，报社要保持绝对的独立实属不易，被迫接受津贴多有发生。但他认为报社仍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而不应以金钱为转移，要客观报道新闻，持论中立。在他看来，无论政府何种机关，如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少金钱，言论界也绝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10] 四、新闻教育职业化 邵飘萍除在业务上对新闻职业化颇多贡献外，还是我国新闻教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社会混乱，利益集团相互倾轧，新闻从业队伍良莠不齐，这也是造成当时新闻整体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邵飘萍很早就认识到当时中国新闻教育的必要性，希望新闻教育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后来他身体力行，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发展。 1. 对新闻教育职业化的认识。邵认为中国新闻事业不振兴的根本原因在于记者人才的缺乏，“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以”。他希望能培养一批既掌握新闻理论又有实践技能的新型记者人才，而他这一想法在1918年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相关课程的开设后终于变成现实。邵以其实践经验之丰主讲“新闻记者外交术，专研究探索新闻材料之方法”。[11] 2. 授课内容体现新闻教育职业化。从1918年11月3日起，邵每星期进行两个小时讲授，介绍各国新闻机构的组织、报纸出版程序、新闻采访的任务以及记者应有的素质、品格及准备，“渐及于编辑营业诸事”。[12]部分讲义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23年时集结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这部书正是我国新闻业务研究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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