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作《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概括，并进一步吸取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思想，进行改革创新，从而形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目录学巨著——《七略》，它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关键词】刘向;刘歆;《七略》

 

　　一、刘向、刘歆生平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凤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后期著名学者，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奠基人。他学识渊博，少年通读诗书，善文章。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年二十九，“与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由于刘向谙悉春秋梁之学，为当时的大学者。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迁升光禄大夫，后为中垒校书。曾领校书秘阁，领校群籍，开始了他一生中长达20年的校书工作。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序中记载，河平三年（前26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

 

　　刘歆（约公元前53年—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刘向的小儿子。少年时代“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青年时代即参与其父领导的校书工作，河平三年（前26年），“曾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伎，无所不究”。

 

　　刘向去世后，刘歆袭其父官职中垒校书。哀帝初年，大司马王莽向皇帝推举刘歆：“宗室有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继刘向未竟之业，由其领导校勘古籍。刘歆治经，力主好古文经，一心想把《左传》、《毛诗传》、《逸礼》、《古文尚书》等置于学宫，作为必读课本，结果遭到众儒的反对，因此被贬为河内太守。其后又拜为五原、涿郡郡守。王莽改政后，封刘歆为国师，因与王涉合谋想消灭王莽，不慎泄露，皆自杀。

 

　　二、《七略》的编纂

 

　　成帝绥和二年，刘向以72岁高龄去世。是年哀帝继位，即令子刘歆继续典领五经，继续校书。经刘歆二三年的功夫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这就是编制了西汉国家的藏书目录《七略》，“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七略》的完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图书编辑分类目录。它的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总结，不仅在目录学与校勘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七略》共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伎略》。其中由于《辑略》是全书的总说明，不应属于图书分类的范围，它包括总序和下述各略的序，说明各类书籍的内容和学术流派。在这里刘歆用六分法部类诸书，其著录层次，大类叫“略”，小类叫“种”，“种”下有“家”，“家”是师徒授受的一个学派，“家”下列书名。刘歆据书的内容，按其学术价值，把全部书分为6大类（即六略），38种（小类），603家，著录图书凡13219卷。刘歆完成“七略”这应该是肯定的，班固在《汉书·刘歆传》中就明确地记载：“歆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但是刘向《别录》的功绩也是不能抹杀的。只能说成是刘向、刘歆父子完成的《别录》、《七略》对创立我国目录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割裂他们父子俩在我国图书事业史上共同做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三、《七略》的主要特点

 

　　《七略》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已将分类思想具体应用到文献整理和文献著录，从而建成了中国系统的图书目录，这对保存古代历史文献典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图书分类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刘向父子所创立的明确的分类体系，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分类学术思想的渊源。

 

　　类的思想概念起源很早，《易·象》曰：“君子以族类辩物”。《易·系辞》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先秦诸子更重视类的运用。孔子在春秋时代已开始将学术分类。值得注意的是，分类思想到春秋时代已运用到图书管理和保管上。《左传》哀公三年：“救火者皆曰‘顾俯’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史记·自序》说，汉帝国初建，“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这说明汉王朝的图书已经分为律令、兵书、章程、礼仪四类。《汉书·艺文志序》曰：“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伊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伎。”在这里可以看出刘向父子校书编目不仅有分工的思想考虑，而且其中有明显的图书分类思想和分类的含义。所以《汉书·艺文志》说：“会向卒，哀地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伎略。”《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说：“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汉书》最后总结整理的成果时说：“大凡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是刘向、刘歆父子共同完成的，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当时图书文化的分类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创新，创立了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目录学思想，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它比德国吉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法》还早1571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

 

　　四、如何看待《七略》对后世的影响

 

　　《七略》对后世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是公元1世纪东汉政府所经营的图书目录事业，深受其直接的作用。其一，东汉建立了兰台、东观、仁寿阁等新馆，命班固、傅毅等典掌。《隋书·经籍志》说班固、傅毅等把这些新馆的藏书，“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又说明东汉新修的几部官书目录都是遵照《七略》的体系编制的。其二，是对班固写《汉书·艺文志》的直接影响。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孟坚，陕西咸阳人，出身在世代显贵家庭，从小受到它是在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

 

　　《汉书·艺文志》首叙汉代求书、藏书、校书的源流，表明《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渊源是直接受了刘向、刘歆《七略》的影响。以汉代藏书之盛，班固并不是简单的因循，而是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所创新，并有较大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图书目录事业也同样受到《七略》的影响。三国时的魏直接承受了东汉校书编目的成就，吴国也命韦曜（昭）“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西晋王朝命荀勖、张华等校书，也是“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在这一时期内的中国目录学工作实践中，显然都是遵循了刘向、刘歆的成规，但也补充和改进了他们的一些方法，并有所发展。如荀勖的《晋中经簿》改六略为四部，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六朝以来虽然承受了四分法的体系，但对于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编目的方法，仍然很尊重，而且继续使用，并有所发展。公元556年，北齐樊逊受命校书编目，他首先提出应该参考刘向的方法。他说：“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唐宋以后的目录学家也更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刘向、刘歆父子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巨大成就与影响。

 

　　五、如何评估刘向、刘歆《七略》的历史地位

 

　　范文谰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说：“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又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再做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这样评价《七略》，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七略》本身是一些书目的集合体，并没有什么史的内容，因此不能说它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况且《七略》在图书分类中根本没有史书的位置。这里透漏出经学高于一切、包容一切的思想主旨。1000多年来，无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及其分类法，虽不尽相同，但是其编目原则、体例和方法，可以说都是从《七略》中吸取营养。因此我们说《七略》的主要贡献应该说是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说两千多年前《别录》、《七略》为我国创立的目录学，在我国图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今天看来，《七略》的分类方法虽然不够精密，但儒家学术思想的熏染，有家学渊源。父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是个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才高学博，专心攻读史籍《太史公书》，著有《后传》百余篇。他家二伯祖班与刘向典校秘书，家有赐书（秘书副本），为班固写作《汉书》奠定了基础。班固写《汉书》时年27岁。他对刘向推崇备至，认为他“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因此，他处处表明其与刘向、刘歆父子的师承关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又说今“因《七略》之辞”，“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以后撰成《汉书·艺文志》。班固《汉书·艺文志》一书，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的群书目录，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状况。在距今2000多年前，刘向、刘歆父子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几乎对当时国家所有的藏书都进行了校勘、编目、评价、分类，使其各归所属，按部就班，并编撰成一部比较系统的目录学专著，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七略》是世界上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就它的历史作用看来，它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目录，它对于研究目录学的发展，研究各门类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学科分类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宋代初期的学者已经看不到《别录》和《七略》了，可能是亡于唐末五代。清代学者有辑本六七种，其中以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本较好。刘向、刘歆父子合作编写的《七略》是全面反映西汉社会图书收藏、整理的集大成者，它既保存了从西周以来先秦的万卷文化古籍，又使古文经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斗争中得以流传，对当时的学术文化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和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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