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国象征派诗歌开始孕育形成，李金发和王独清等诗人这一诗派的代表作家，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中汲取养分，在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外找到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兰波作为法国前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自然也对中国象征派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本文将对兰波对东西方诗的交融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兰波;象征派;影响

 

　　一、兰波的诗歌创作与创作理论

 

　　兰波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之一，其创作生涯虽只有1870年到1875年短短五年，但在这五年兰波创作出了许多对当时及后世、法国国内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许多诗人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醉舟》、《元音》、《奥菲利亚》等诗对象征主义乃至许多非象征主义诗人启发甚重。

 

　　在《通灵人书信》中，兰波提出诗人要做“通灵者”，“通灵”是诗人“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他达到了未知;当他陷入迷狂，最终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出身：A，鲜亮苍蝇身上的黑绒胸衣，围着腐臭嗡嗡地飞行……”听、视、嗅、触觉四觉在此相通，通感达到极致。感觉的混杂相通使人达到感受的极限，在这种混乱疯狂的迷狂中，诗人达到与另一个世界的相通，人和宇宙同一了。

 

　　兰波还提出“我是另一个”诗学观，他认为诗歌中的“我”和诗歌作者永远不能是同一个人，“‘我’只存在于将‘我’与诗人区分开来的过程之中：‘我’的身份始终在不停地变异。”另一个“我”可以是诗人身上的潜意识或最隐秘的部分，也可以代表人类身上所共通的东西。《醉舟》中的“我”，《彩画集》中的“我”，《地狱一季》在的“我”，每个都不一样，诗人和这些“我”的分离创造出了诗世界的独特的美丽。

 

　　二、以我国诗人为例分析兰波对中国象征派诗歌创作的影响

 

　　1、兰波对王独清诗歌创作及理论的影响

 

　　王独清在法国留学五年，他刚到法国时便将所带之钱财随意挥霍，后期生活陷入困境。生活困窘使其内心积郁了悒郁苦闷之情。法国象征主义情感颓废忧郁的情调与当时他内心的颓废苦恼一拍即合。王独清曾明确表达过对他最喜欢的四位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热爱及他对理想作品的看法：“要是可以不管文学史上的年代与派别，只以个人底爱好而定过去底诗人底价值时，那我在法国所有一切的诗人中，最爱四位诗人底作品：第一是Lamartine，第二是Verlaine，第三是Rambaud，第四是Laforue。Lamartine所表现的是‘情’（motion），Verlaine所表现的是‘音’，Rambaud所表现的是‘色’，Laforue所表现的是‘力’（force）。要是我这种分别可以成立时，那我理想中最完美的‘诗’便可以用一种公式表出：（情+力）+（音+色）=诗。”在王独清的创作中，他十分注意诗歌音与色的结合，突出体现这种结合的是《玫瑰花》一诗，诗中玫瑰花的粉红色以及水绿色、淡黄色、深蓝色、白色交错构成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全诗的四段押了十三韵中的发花韵、言前韵、人辰韵和江阳韵，韵律和谐变化，给人以音乐美的享受。这种色音交错显然受到了兰波通灵论的影响，即他所说的各种感觉的错轨，这种色音交错与《元音》中的色音交错十分相似。

 

　　兰波提出了“文字炼金术”，他认为日常的语言不能很好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与思想，诗人必须通过“文字炼金术”将普通平凡的文字锤炼升华，通过这种升华，诗人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一种完全独立于现有语义和使用规则的语言。”此语言打破一切束缚，是自由的语言。王独清曾说过要“下最苦的功夫”锤炼文字，他笔下的文字也不再是传统语言中单纯的表义，而是被诗人赋予自由的文字，文字在他的诗中如同在兰波的诗中一样，是音乐与色彩的结合，传统被颠覆了，文字表达的范围被扩张了，文字也自由了。

 

　　2、兰波对穆木天诗歌创作及诗论的影响

 

　　穆木天于192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学习，这段时间成了穆木天深深于沉浸法国文学的时光，之后他就开始自己创作诗歌及诗歌理论。

 

　　穆木天最主要的诗歌理论是要求诗歌的“纯粹性”，“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是“人的内在生命的深密的象征。”“我要深汲到最纤纤的潜意识，听最深邃的最远的不死的而永远死的音乐。诗的内生命的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这一观点明显受兰波影响。其代表作《苍白的钟声》中“苍白的钟声衰腐的朦胧/疏散玲珑荒凉的蒙蒙的谷中/——衰草千重万重——/听永远的荒唐的古钟/听千声万声/古钟飘散在水波之皎皎……”兰波提出的通灵论对这首兼具音乐美与色彩美的诗歌显然影响很深。

 

　　兰波的“我是另一个”诗学观在穆木天的创作中也有体现，从《苍白的钟声》中悲伤地听着苍白钟声，看着周围荒凉、苍茫景色的悲怆游子，到《落花》中满怀柔情蜜意地看着在落花中熟睡的“妹妹”的人，再到《外国士兵的墓》中冷静的旁观者，这每一个“我”都不相同，每一个“我”又都不是诗人，这众多“我的另一个”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诗意世界。

 

　　3、兰波对梁宗岱诗歌创作及理论的影响

 

　　梁宗岱于1914年赴法留学，留学期间开始使用法语写作，但梁宗岱并不能算作象征派诗人，尽管他是象征派诗歌主要理论家。1926年，梁宗岱与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结识，这使梁宗岱把目光投向了象征主义诗歌，兰波也进入了梁宗岱的视线，梁宗岱最主要的诗论“纯诗论”也受到兰波的影响。梁宗岱认为自己的“纯诗”既不是客观的又不是主观的，是“将自己的情绪与观念与色彩音韵熔炼到不分的程度，并使二者处于一种绝对的完成状态。”而兰波曾提出“主观的诗”和“客观的诗”两个概念，兰波提倡诗人要写“客观的诗”，这是诗人借助幻觉，打乱一切感官感受，进入自身灵魂的深处，这种灵魂深处的感知是通过色彩与音乐的错杂达到幻觉而实现的，这其实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紧密结合。

 

　　总之，在诗歌创作方面和诗歌理论方面，兰波对我国象征派诗歌的诗人和理论家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应该重视起兰波对我国象征派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影响，给予兰波以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兰波，王以培.兰波作品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王独清.玫瑰花，圣母像前[M].上海：光华书局，1926.

 

　　[3]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J].现代，1934（04）.

 

　　[4]李建英.兰波与中国象征主义[J].中国比较文学，2013（03）：71-82.

 

　　[5]李建英.我是另一个：论兰波的通灵说[J].外国文学评论，2013（01）：13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