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新诗》是1940年代诞生于上海的重要诗歌和诗歌理论刊物，由曹辛之主编，唐祁，唐湜等任编委。它是一份同人性质明显的诗歌刊物，他的主要作者群，是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的郑敏、杜运燮、杭约赫、袁可嘉、唐祁、唐湜、穆旦等人。他们并不只是埋首于所谓“纯艺术”的创作，他们还提倡诗歌要关注现实，肯定诗歌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要求诗歌做到现实和艺术的辩证统一，这在当时为革命现实主义所笼罩的中国诗坛，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新诗》作为那个政治革命的时代的报刊，对于当时的政治有着自己立场和主张，本文试着探讨《中国新诗》的政治立场。

 

　　一、诗歌的艺术追求与“我们的呼唤”

 

　　《中国新诗》从创刊开始，就有着明确的艺术追求。作为《中国新诗》的主要编辑者，曹辛之曾指出：“我们对诗艺的探索和美学的追求能在一些前辈的指导、鼓励，汇合诗友共同协作，在《中国新诗》这块园地里，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流派。”在诗刊的创刊号，《我们的呼唤》一文中，他们也明确的指出：“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严肃的时辰”、“而我们面对着的也是一份严肃的工作”、“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

 

　　《中国新诗》的作者们对于新诗的艺术追求，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新诗现代化的实践，他们积极进行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中国新诗》的主要作者，如穆旦，郑敏等人，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此外，关注现实也是他们的诗歌现代化艺术追求的题中之义。他们诗歌创作强烈的拥抱中国最具有斗争意义的现实。他们不反对诗歌与政治结合，不反对诗歌与社会人生、时代结合，也不反对诗歌与人民的结合。

 

　　我们是一群从心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我们都是人民生活里的一员，我们渴望能虔敬地拥抱真实的生活，从自觉的沉思里发出恳切的析祷、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音。……历史使我们活在生活的激流里，历史使我们活在人民的搏斗里，我们都是人民中间的一员，让我们团结一切诚挚的心作共同的努力。一切荣耀归于人民。

 

　　这段在《中国新诗》创刊号的开篇文《我们的呼唤》中的文字，更能说明他们追求艺术的同时，要求诗歌同时具有关注现实政治的态度，即要做到现实与艺术的辩证统一。

 

　　二、两个阵营的选择

 

　　1945年，中国社会的主要对峙力量就如何建设中国，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国进行着不断的斗争，社会的主要力量也就大致形成了亲共产党和亲国民政府两个阵营。40年代，尤其是45年之后，对于政治现实的关注，很大程度的体现在两个阵营的选择上。

 

　　1、广泛的社会批判，与国民政府决裂

 

　　1945年，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显示出了积重难返的疲态。经济崩溃，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承受者便是人民大众。《中国新诗》，作为一份“为人民呼喊”的期刊，自然对这种人民生活的痛苦加以描述。《中国新诗》的诗人们，用他们的笔尖全面、广泛的揭露这种黑暗的社会现状。诗人辛笛在1948年，作于沪杭道上的短诗《风景》，描绘了一幅民生凋敝的风景图。茅屋与坟墓相连，生活距离坟墓那么近，是多么的让人绝望。而被选为第一集的名字的唐祁的长诗《时间与旗》更是从各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社会的衰败与黑暗。生活就是一个黑暗的下关，生活在其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工厂、农田;飞鸟、麦子……都像坟墓一样阴冷而无望。

 

　　《中国新诗》上的诗歌，对社会做了广泛的批判，他们看透了国民政府统治的黑暗，深感政府已经无可挽救，他们发出了“用斗争争取解放”，“斗争高于一切意义”的呼喊，他们与国民政府做出了彻底的决裂，不可能站在亲国民政府的阵营。

 

　　2、在“亲共阵营”门外徘徊

 

　　《中国新诗》是有着“亲共”基础的。首先，他的主要编辑曹辛之与有着明确亲共倾向的诗人臧克家联系密切并深受臧克家的影响，《中国新诗》的出版，或多或少，直接或者间接，都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其次，《中国新诗》关注现实，为人民呼喊的指导方针，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存在着许多想通之处。再次，在当时能与国民政府抗衡的唯一力量便是共产党，全国各地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都选择了亲共的路线，“走向延安”成了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是，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并不明朗。《中国新诗》并没有明确的站到“亲共阵营”。

 

　　而在艺术追求上，《中国新诗》的诗人们，与共产党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提倡诗歌要反映，诗歌甚至完全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而《中国新诗》所追求的现实，其实是“超现实”的，他们并不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通过象征等手段，实现诗的“想象的艺术”。他们自觉追求社会现实精神对艺术的渗透，注重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善于运用“意识流”——即想象的大跨度跳跃，来形成“陌生化”的独特效果。

 

　　《中国新诗》的这种艺术手法，自然为当时被左翼激进思潮所笼罩的中国诗坛所不容，加上当时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已趋向白热化，诗歌已经完全被政治化，对于诗歌的评判也完全取决于其政治性，《中国新诗》这种追求诗歌艺术的期刊，自然就受到了当时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流话语的批判。

 

　　面对这些批判，《中国新诗》的诗人，做出了迅速的反映。袁可嘉发表《诗的新方向》的评论，结合两辑作品，着重指出《中国新诗》出现的双重意义：（1）它具体化了，同时象征了南北青年诗人们的破裂的合作，而是想在现实与艺术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从而使诗运迈前一步的心愿;（2）《中国新诗》第一、二集所刊载的诗作的极不相同的风格证实诗发展的多种可能的途径，决不像某一些文学统一论者所幻想的，非走业经划定的路线不可。

 

　　在这批判与反抗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新诗》与共产党阵营，在政治上，在诗歌的艺术追求和理念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国新诗》一直是在亲共产党的阵营门外徘徊，但是从未真正走进阵营之中。

 

　　三、总结

 

　　《中国新诗》与以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决裂，又广受以共产党为首的革命阵营的批判，它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而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却无明确的政治立场的期刊。这种政治立场的不明确，就决定了《中国新诗》出版五期就被国民政府匆匆取缔的命运。而这种不明确也是《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埋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