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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时代，秦国商鞅通过改革使一个并不强大的国家走向了富强，为以后大中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的变法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他实行严刑峻法、愚民政策和重农抑商来达到变法的目的，不仅阻碍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压抑了民众的自由与创造性。
【关键词】商鞅变法；重农抑商；愚民政策；严刑峻法
秦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位国君并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秦穆公继位，秦朝才算真正强大了，成为春秋时期东方的霸主。穆公之后的国君，大多都很平庸，直到孝公继位，任用商鞅，经历20多年的变法后再次崛起，到公元前211年，秦王嬴政统一全国。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原曰卫鞅。后封于商于，故又曰商鞅。商鞅自幼出身在名门望族，见多识广，自小就勤奋好学，同时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公元前256年，商鞅来到魏国，他见到了著名的法家李悝的《法经》，这本书对商鞅进一步研究法家思想、完善自己的法家理论主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商鞅在魏国并没有得到重用。当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时候，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就来到了秦国。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进行变法。变法大体分为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其纲要如下：
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
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
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
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
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
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甲两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荣辱与共，怯于私斗犯罪，勇于公战立功。
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
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
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商鞅变法之后，取得的效果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渔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门，乡邑大治。”同时秦国实力大增，成为西方的强国。公元前340年（孝公二十二年），秦魏发生战争，商鞅用诱骗方法俘虏了魏将公子卯，大破魏军。魏国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并从安邑迁都到大梁。商鞅也因此被升为彻侯，与十五邑，号商君。两年以后，孝公死，由其子继位，为惠王。由于商鞅变法触及了一些原来宗室贵戚和富人的利益，因此在商鞅失去了靠山之后，便遭到了无情的车裂。
商鞅变法的措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使秦国强大起来，是因为他靠的是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变法时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成功与否将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变法要达到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就成了变法决策者和指导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最终目的，为此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也必须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可商鞅却将二者割裂开来，通过颁布严刑峻法，推行愚民政策为手段，以尊君富国强国为目的的形式来实行变法。
与严刑峻法相随的另一种做法便是愚民。《商君书》中写到：“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因由此十者，必削民亡。”“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鞅把“尊君”“富国”与“弱民”对立起来。
实施严刑峻法与愚民政策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压制了创造性。民众没有一点自由与创造可言，只是生活在早已设计好的圈套里。因此，自商鞅变法后，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基本上未变过。因为自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基本上遵循了“秦制”，而秦国的一切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创立又起于商鞅变法。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
在战国时候，孟子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带有很朴素民主性。民主与商品经济是分不开的。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是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的创造性的最大发挥，作为这种创造性意识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增强。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战争频繁，各民族融合交流的机率增多，各种社会制度变化极快，以致出现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文化、经济、艺术等蓬勃发展，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市林立，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24个主要的商业城市，如长安、洛阳、蓟县、江陵等，并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七大经济区，同时对这些地区的物产做了详细的介绍。伴随着商品经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商人。商人走南闯北，流通物产。齐国首都临淄“民无不吹竽，如似天堂”。吕不韦也是一个商人，凭其智慧与才能达成的那桩政治交易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可惜的是，先秦时期活跃的商品经济却在商鞅变法后成了重农抑商。在商鞅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秦国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秦国地处关中，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是在司马迁列举的当时全国24个大商业都市中，秦国竟然为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思想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从商鞅变法的措施及其带来的影响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其巨大的成功背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可忽视的。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以前人成功的光环中走出来，冷静地反思历史文化。这样，也有利于新世纪的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
[2]马非百.秦集史[M].中华书局出版，1982，8.
[3]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M].人民出版社，1993，1.
[4]马非百.秦集史[M].中华书局出版，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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