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灵岩名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灵岩寺泥塑罗汉的作者盖忠凭着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出了符合北方人特征的人物形象，动态、肌肤完全符合人体解剖学运动生理学的关系，使人感到毫无娇柔造作之感。他打破了传统的佛教造像模式，侧重于写实，具有浓郁的世俗气息和现实生活情趣。

 

　　【关键词】灵岩寺；泥塑罗汉；艺术特色

 

　　灵岩寺，南依泰山，北邻济南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佛教圣地，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岩寺佛教底蕴丰厚，自唐代起就与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天下“四大名刹”。

 

　　灵岩寺建于东晋升平元年（357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被毁，后来，又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年至525年）由法定和尚主持重建。唐代，灵岩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至北宋代达到鼎盛。后来的金元明清数代，寺院虽然未再扩大，但依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主要名胜有千佛殿、墓塔林、辟支塔、大雄宝殿等几十处。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千佛殿内40尊宋代彩色泥塑罗汉，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历来为观者和专家们赞誉不绝。这批塑像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精湛技艺和艺术成就，对人物性格刻画入微，风格写实。1922年梁启超先生提石千佛殿称其为“海内第一名塑”；1983年刘海粟先生观览千佛殿也题诗赞誉：“灵岩名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现。”

 

　　由于诸多原因人们对灵岩寺千佛殿的这些雕塑的塑造年代、塑造工艺和作者等情况一无所知，只能根据这些塑像的风格推断其为宋元时期的作品。直到1981年至1983年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这批雕塑进行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从破损的罗汉像的体腔内找到一批文物和题论，解开了千古之谜。其中的墨书题记把作者的姓名、籍贯、塑造时间等重要信息呈现出来：这40尊罗汉像大部分出自宋代雕塑家盖忠之手。盖忠，齐州临邑（治所位于今济阳县孙耿镇）人，他和他的助手们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塑造完成了这批塑像。

 

　　这批罗汉像在工艺上承袭了前代泥塑以木为胎骨，辅以植物秸秆，然后用数层麦糠泥敷其上塑出大的形体，再用棉花泥盖平整形塑出细节。这种制作工艺较前代有了重大的改进，盖忠根据罗汉的不同姿态，在塑像的胸腔、腹腔内部做出收胸、收腹、弓背等形状的空箱箱体，以此支撑塑像。这一工艺的运用与唐代敦煌、麦积山石窟中的塑像以主心木为胎骨的做法具有节省材料降低重量以及减少塑泥开裂的作用，这是一项重大的创新。

 

　　在塑像的泥层材料方面盖忠在木制体腔外敷三厘米厚的粗泥，粗泥外通体绕麻皮，麻皮上敷以厚麦糠泥然后再加细沙泥抹平整形，最外层用厚约二至三毫米棉花泥压光，最后一道工序画上色。与唐代的塑造工艺相比，盖忠的作品更加坚韧，更富有质感。

 

　　这批罗汉像最为人们称道的还是盖忠的创作艺术。盖忠根据传说中的诸位罗汉的不同身世不同经历进行艺术创作，有的神态寒伧潦倒，似有说不完的怨恨，有的皱眉抽泣好像在悔恨自己的过失而深感内疚，有的则侃侃而谈似乎在与同道探究佛法的真谛……

 

　　盖忠在塑造这些罗汉像时，打破了传统的佛教造像模式，侧重于写实，具有浓郁的世俗气息和现实生活情趣，以形写神，重在体现每尊罗汉的个性特征，刻画出罗汉的内心世界，通过泥塑罗汉作品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盖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使观者一见即刻感到活灵活现，引起对罗汉们身世的联想，似乎看到了他们过去的经历，理解他们修炼中信念的坚定和生活的艰苦。

 

　　由于东西方伦理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雕塑家出身卑微，地位低下，也从未受过西方同行所接受的系统的人体解剖学和透视技法的训练，这使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家们在创作的科学性，人物形象的写实上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但是盖忠却是个例外，他凭着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敏锐的观察力，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凭着记忆和想象就创作出了符合他所熟悉的北方人体态特征的人物形象，筋骨逼真，脉管隐约可见，动态、肌肤完全符合人体解剖学运动生理学的关系，使人感到毫无娇柔造作之感。在对塑像衣纹的处理上，盖忠继承和保持了唐代雕塑中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柔美的传统。对形体的起伏变化、角度的起承转折、线条的曲直疏密、光线的明暗变化，都处理的自然而然，并且非常有节奏感。观者甚至透过衣纹可以体察到人体的筋骨。衣纹的繁简变化衬托了面部表情和手势，衣带的来龙去脉和穿插也都交代的清晰、分明，刚柔相济，虚实相生。在创作中，盖忠对人物的性格刻画入微。尽管这些罗汉均采用座姿，但由于动作各异，形神不同，竟无一丝单调的感觉，反而因为它们丰富的面部表情，更使人平添几分亲切的感觉。

 

　　盖忠所生活的年代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早近四百年。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表明他早已从比着葫芦画瓢的工匠脱颖而出成为一代雕塑大师。盖忠的作品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雕刻大师——文艺复兴之父多那泰罗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一文中曾赞誉：“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的作家来比的话，这些作家完全可以与多那泰罗并美”。

 

　　在中国古代美术门类中，雕塑艺术的历史远长于书画艺术，雕塑品种繁多数量也大的惊人。你能很轻松的找出几个书画家，并且能讲出几段关于他们的名人轶事，而雕塑家在中国古代雕塑史册上几乎找不到。即使找到一两个有记载的雕塑家的名字，也没有相应的雕塑作品可以佐证，所以中国雕塑史几乎是没有雕塑家名字、更没有雕塑家故事的历史。灵岩寺罗汉塑像作者的发现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堪称是个奇迹。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皇权等级序位中，雕塑家位于“百工”之列，属于“百工”之一。中国古代雕塑家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工匠们按照一定的法式和尺度进行的手工制作，即使雕塑家具备了极高的技艺，也绝对没有创作的自由。更何况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的雕塑家与金工、木工、陶工等手艺人一样，只是具有一定技能的“匠人”，无法与骚人墨客、文人士大夫阶层相提并论。雕塑艺术既没有文人墨客的参与，也没有创作经验可总结，文人士大夫大都对雕塑家持鄙视的态度。这是中国古代雕塑家的悲哀，也是中国古代雕塑事业的悲哀。在这种大背景下盖忠能把人物表现的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更是难能可贵。而西方的雕塑家与画家在名份上是同等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作为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艺术曾数度领先于世界，为之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巨匠、工程大师和艺术大师们灿若群星，但只要他们不曾入仕就鲜为人知，也不会名垂青史，盖忠是其中之一，但盖忠是幸运的，他的名字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他为我们留下了在世界艺术之林堪称瑰宝的泥塑罗汉作品，我们为之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