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绍基与龚自珍都主张作家“真性情”的表达，强调突出个人的真情实感及个性的自由抒发，但在二人的诗论上，何绍基主张“温柔敦厚”，把儒家道德伦理内化为个人自身修养，从而实现感情的自然流露；而龚自珍“发乎情，止乎命”的思想则是对传统礼教藩篱的冲击与突破。二人“真性情”的背后体现的是他们迥异的创作观。

 

　　【关键词】何绍基；龚自珍；“真性情”

 

　　在近代诗歌史上，何绍基是宋诗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龚自珍是开一代新风的先行者。两人在诗论上都提出了作诗要表达真情实感、强调“真性情”的观点。何绍基指出：“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龚自珍也在诗中强调：“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两人诗论同样主张个性的自由、禀赋的抒发。但同在表达文学创作追求真情实感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两人对情与礼之关系迥异的态度。

 

　　一、“温柔敦厚”与“不俗”论——何绍基诗论核心

 

　　何绍基是道咸宋诗派的创作中坚，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诗论，立宋诗派一家之说，而他的诗论的核心便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话将三百篇根抵说明，将千古诗人用心之法道尽。”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是《诗经》的根本与核心，并且概括了万千古代诗人创作的宗旨。所以他主张“温柔敦厚乃宗旨”。而在如何实现“温柔敦厚”上，何绍基的主张呈现出其与前人不同的独到见解。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其核心正是通过“礼”对人的要求及束缚，使人在作诗和做人上合乎一定的规范，合理控制自己情感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作诗的一种限制。而与前人不同，何绍基提出“先学为人”、“人与文一”、“人成文立”的观点。他在《使黔草自序》中曾提出“诗文不成家不如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规行矩步，儒言儒服，人其成乎？曰：非也。……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他主张作诗要以做人为基础，把儒家传统道德准则内化为自身的品格和情感，使人在自身情感表达的同时就包含了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把两者合二为一他不把“温柔敦厚”当作做人以及作诗的限制，而是使之内化为真情的自然流露。

 

　　在创作理论上，何绍基提出了“不俗”的主张，即“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在持节守义的基础上，主张创新，保持独立个性，不傍古逐时。同时，他强调通过读书以明理，在读书的方法上又提倡义理、考据同诗文相结合，品味字外味、声外韵，以探究义理、考据训诂的方式求得真知。

 

　　由此可见，何绍基在做人上的“真性情”主要表现在内化儒家礼教的基础上，把修身律己的道德准则领会并变成自己固有习性、情感，从而使“真性情方固结到自己身上”，自由抒发自身的个性和禀赋。而“文与人一”，作诗同做人一样，所作之诗皆是所感之情。何绍基诗教“真性情”的实质是调和诗论中礼义与情的矛盾。儒家传统礼义不止乎情，而恰恰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真性情本身固结到身心中，并在此基础上承认禀赋个性。其实质上合乎儒家传统诗教礼义的。

 

　　二、“尊情”与“三言”原则——龚自珍的呐喊

 

　　与何绍基相比，龚自珍虽然同样提倡“真性情”，但其本质却是对传统社会历史和正统文学原则藩篱的突破和冲击。在文学理论上，龚自珍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以“尊情、尊史”为核心的文学“大变”思想，其中，“尊情”思想龚自珍真性情中对种种束缚和藩篱的呐喊。在龚自珍的《长短言自序》中，他提出“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而龚自珍本人在创作实践上也经历了锄情——宥情——尊情三个阶段。他认为情是“阴气沉沉而来袭心”，提倡“无住为尊，无寄为尊”，即尊情的内涵便是不刻意追求，有感而发，适可而止。龚自珍在《戒诗五章》中称自己“当喜我必喜，当忧我辄忧”，而他也确实在其创作和生活中做到了这点，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像个小孩子一样，所以才能“六九童心犹未消”。

 

　　除“尊情”思想外，龚自珍从根本上反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文学创作理论，以激烈百倍的“发乎情，止乎命而已”的呐喊，体现出对作家自身真情实感的维护。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直抒胸臆，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弗用，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在龚自珍的文学创作中，决不允许有半点虚情假意的掺入，也不可“姑效他人之言”。他说：“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何等言”，只有发自肺腑的真情才能写出好文章、使人动容。这种强烈的表达真情实感的愿望和维护，与何绍基把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为自身的修养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对待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何绍基的主张是对传统诗论中礼义与情矛盾的调和，那龚自珍的思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激化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在写作理论上，龚自珍提出了“三言”原则，即“不得已而言”、“吾言如治疾”和“毕所欲言而去”的原则，体现了其写作情感应自然流露、诗文创作应有鲜明的针对性以及创作达意即止的主张。和何绍基相同的是，龚自珍重视创新，同时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主张诗贵天然，反对矫揉造作，认为“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写作就应该是客观环境对主观心灵冲击的自然产物，加以积思、多愤创新而成。而与何绍基不同的是，他反对艰涩的义理考据，批评考据文和八股文，认为诗文创作应该有鲜明的针对性，针砭时弊。此外，他主张创作应达意即止，反对“强为文章祖”的做法。虽同样主张“真性情”，龚自珍与何绍基在写作理论上仍存在较大差异。

 

　　三、结语

 

　　何绍基的“真性情”是“温柔敦厚”内化为自身道德修养的产物，而龚自珍“发乎情，止乎命”的真性情则是对传统礼教的激烈抨击。两人同样主张创作为文应遵循作家的真情实感，完整展示作家的个性与思想，但其背后所反映出二人迥异的创作思想却是值得深究的。

 

　　【参考文献】

 

　　[1]龙震球，何书置，校注.何绍基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2]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

 

　　[3]曹旭，校点.东洲草堂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