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腐蚀》是茅盾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复杂的海外背景影响着作品的整体创作：文化目的性影响题材选取、政治倾向性影响主题内涵，背景复杂性物形象塑造，这三方面共同影响着茅盾对《腐蚀》的创作。

 

　　【关键词】《腐蚀》；文化目的性；政治倾向性；背景复杂性

 

　　《腐蚀》是茅盾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以“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为背景，五十多篇断续不全的日记，描述了赵惠明从受骗、犯罪到最后觉醒的过程，茅盾为何要在特殊的时期里向众人呈现赵惠明“被腐蚀”的过程呢？本文将从题材选取、主题内涵和人物形象塑造三方面进行探究，简析海外背景对《腐蚀》创作的影响。

 

　　一、文化目的性对《腐蚀》题材选取的影响

 

　　《腐蚀》是《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的第一部连载长篇小说，主编邹奋韬与茅盾约稿时，不仅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更要达到“开门红”的效果。他得知南洋、香港一带的读者喜欢惊险小说，结合关于国民党特务腐蚀、迫害进步文化人的听闻，最后将小说的主线定为揭露特务的黑暗内幕。

 

　　据茅盾的回忆：“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了去，加以训练后强迫他们当特务，如果不干，就被投人监狱甚至杀害……韬奋就接待过这样的青年”，不可否认《腐蚀》中的日记是受社会背景的直接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腐蚀》的题材选取会因其是一篇需要刊登在创刊号上的连载小说而有所调整，受到文化目的性的左右。皖南事变对作品的影响之大固然不说，也无从而说；但是将小说的题材定为当时南洋、香港读者喜好的惊险小说，是在“有意”地迎合读者的“口味”，以惊心动魄的故事揭露抗战事实，满足读者对新奇的刺激感，达到“特殊”的宣传效果。同时，于转移阵地到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而言，对文章的精彩程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即便约稿的对象不是茅盾，即便刊登的不是《腐蚀》，它最终还是会呈现有“吸引点”的连载小说来打响创刊号的第一炮。此外，小说的前言也有明显的铺垫“宣传”，日记是藏在“有一纵深许尺的小洞”中，营造神秘的氛围，且“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日记中夹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同时日记本“墨痕漶化，若为泪水所渍，点点斑驳”，更是博得眼球，快速吸引读者。

 

　　可见，文化目的性影响文学作品难以避免的，《腐蚀》的题材选取就受其影响。

 

　　二、政治倾向性对《腐蚀》主题内涵的影响

 

　　在皖南事变后，为了预防国民党反动派可能进行突然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周总理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隐蔽和疏散工作，茅盾就是这个时期和大多数文化界和文艺界人士一同转移到南洋、香港一带，创办刊物，开辟“第二战场”，继续进行斗争。

 

　　茅盾第二次重返香港，被香港异常活跃的文化生活和繁荣的文化氛围所吸引。在外界环境的强烈冲击之下，茅盾的作品也显露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在《腐蚀》中，通过大量有关国民党特务的细节描写，将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以及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政治路线。如，“本区的负责人加倍‘忙’了起来；他们散布在各处，耸起了耳朵，睁圆了眼睛，伸长着鼻子，猎犬似的。但凡有三五个青年在一处说说笑笑，嗅着踪迹的他们也就会来了”，运用动词刻画特务的秽行和丑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横行和阴险，唤起人民的觉醒，蕴含着明显的政治斗争性。此外，小说刊登于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孕育期，以赵惠明作为典型例子，让国内外人们都了解国民党特务腐蚀戕害幼稚无知的青年和卖国投敌的血腥罪行，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真面目，唤起人们对国民党投降反共阴谋的警觉，制造政治舆论效果。作为文学作品，《腐蚀》发挥了政治性作用。

 

　　《腐蚀》的主题内涵设定受到了政治背景影响，这也决定了对它的评价也是偏重于政治方面的。多数现代文学史家认为《腐蚀》是“整个抗战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最重要最深刻的作品”。因此，可以说“政治倾向性影响下的产物”。

 

　　三、背景复杂性对《腐蚀》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腐蚀》中的日记、人物和情节虽有虚构成分，但都是“有据可依”，一群群受害的“赵惠明”在那个时代存在过，他们遭受着不同程度的“腐蚀”，他们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

 

　　在小说中，赵惠明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是在认识革命者K和萍后，被他们敢于同敌人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所感染，于是想方设法掩护他们脱离险境，但在紧要关头，为了保全自己，他向R处长供出了K和萍，事后又觉惭愧不安，但紧接着又进行自我解嘲：“谁要判定我是居心这么干，那这冤枉太大了”，多重性格和矛盾心理在复杂的环境中愈演愈烈，在软化曾经的爱人小昭时更是到达顶峰，为达成个人动机而变得毫无情感，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丑陋形象暴露无遗。茅盾之所以如此“狠心”对待一个青年女性，大概源于他也是革命中的“受害者”。因国民党反动派“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茅盾和一大批文化界和文艺界人士被迫离开内地，转移海外，在赵惠明身上隐约可见消极情绪宣泄：“要先把自己烧掉，然后再烧掉自己”，这样一来，赵惠明成了彻底的“坏人”。

 

　　但是在前序中：“青年男女……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默饮恨，无可申诉”，可感受到茅盾对在“日记”中青年男女的深切同情，而且“同情”也不止于浅层文字。“原来的计划是：写到小昭被害，本书就结束”，但是“读者们要求给她一条自新之路”，改写结局，让“不明大义”的赵惠明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仅是出于“同情”，更多是让读者认清赵惠明的本质。在赵惠明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期前，已经将国民党特务的残酷、卑鄙与无耻完全呈现，已达到了“目的”。在文化繁荣的香港，能吸引众多的读者关注刊物上的连载小说，并时刻紧盯小说主人公命运是少见的，尤其是在革命的关键点和香港特殊的环境中，采取宽容的态度给赵惠明自新的道路，是出于宣传策略，从达到更好的舆论效应。于是，赵惠明成了牺牲自我巧妙的帮助N逃出了魔掌的“英雄”，“此时此际，我非拿出像一个男人似的手腕和面目”更是表现出她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自我牺牲精神。

 

　　最终，原本注定悲剧收场的赵惠明在复杂的背景环境中得以“改过自新”，从而塑造一个性格复杂、有血有肉、具有时代印记女特务形象。

 

　　在前序中，我们知道这本“日记”最开始的初衷是：想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今天的青年们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遭受着严重的“腐蚀”。“腐蚀”二字高度浓缩了小说人物的经历，却不足以概括这部特别的作品。《腐蚀》的特别不仅在于以第一人称日记的方式揭露了国民党特务腐蚀戕害幼稚无知的青年罪行，更在于作文化目的性的影响着题材的选取，政治倾向性影响着主题内涵的设定，背景复杂性影响着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这些影响都源于茅盾创作时的海外背景。“景”与“作”的交融之下，成就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这颗异彩明珠。

 

　　【参考文献】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茅盾.腐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217，150，64，266，267.

 

　　[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李标晶.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J].学术研究，1985（06）：109-114.

 

　　[5]姜德明.一九四一年，茅盾在香港[J].新文学史料，198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