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消费作为拉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以非物质形态商品和物质形态商品中的非物质因素的消费渐成趋势，这也使得文化传媒产业在后工业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在商业利益的裹胁下，媒体将“娱乐”精神作为消费社会的核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媒介景观”。电视相亲也被推上了娱乐的风口浪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0年1月江苏卫视推出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成就了后选秀时代新的“收视神话”。节目以新颖的形式、尖锐的话语、大胆的言论和争议性的话题，掀起了电视相亲节目的热潮，其反映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念也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2010年6月，广电总局下发文件责令整改，《非诚勿扰》进行了改版，增加了温情，收敛了锋芒，全新定位为“新派交友节目”，乘着社交网络时代的东风，《非诚勿扰》创造了一个全媒体时代的“相亲盛宴”。

 

　　一、景观社会与媒介景观

 

　　“景观社会”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的著名思想家，情境主义创始人德波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一书中提出。在德波看来，“景观”（Spectacle）是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这是指“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德波描述了一个围绕形象、商品和戏剧性事件而组织起来的传媒世界、消费社会，概括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特质，即“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反映出当代社会生产方式“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

 

　　美国著名学者、媒体文化研究专家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了“媒介景观”的概念，其含义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

 

　　进入娱乐化时代的巅峰期，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大量制造信息的大众文化，把引发公众的即时娱乐（或瞬间快感）作为自身的主要目的，调动一切可能的现代传播手段，最大限度娱乐公众，并不断地生产他们的娱乐愿望，使他们充分享受到“消费社会”的便利。在日常生活领域，随着休闲方式的日常化，娱乐成为人们实际生活的一种新“时尚”。“景观社会”和“媒介景观”的影响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娱乐化、大众化、商业化、符号化的“文化狂欢”使得人们不断陷入一种“忘我的观看”和“单向度的沉默”之中。另一方面，伴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的“单一控制”及其创造的“媒介景观”已经难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于是，传统媒体也不得不转向新型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文化寻求支援，但在新媒体全新的互动模式和传播模式下，主动而积极的受众成为了全媒体互动时代的主要参与者，内容和意义的共建者，而并不甘于完全沦为“景观社会的奴隶”。

 

　　二、《非诚勿扰》的“全景式”媒介景观

 

　　1消费式真人秀景观

 

　　电视相亲，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猎奇、窥私欲的心理。在传统观念下，相亲行为本身作为一种私人之间的交往具有较高的私密性，而电视相亲节目却打破这种私密性的限制，将相亲双方的各种心理、行为通过电视荧屏展现在众人面前，使得大众通过消费这种借由节目参与嘉宾表现出的种种行为，来达到自己心理的满足。这就是一种人为创造的“景观”。

 

　　《非诚勿扰》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一炮而红，吸引众多眼球，真人秀式的“美女相亲”模式成就了栏目的观赏性和话题性。1比24的男女比例的反差，集群式的美女效应也为节目赚足了眼球。根据游戏规则，节目中女性嘉宾的席位是24位，每次只允许一位男性嘉宾登台，女性符号占据了每一场男/女符号相互碰撞过程中的绝对主导权。女嘉宾都有各自的着装风格，既凸显了自身的个性，强调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通过美丽符号的交错杂陈装点了舞台。舞台上从来不存在“撞衫”，每一期节目所有的女嘉宾都在尝试新的装扮风格。不同的装扮风格、不同的造型，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奢侈性”陈列的女性符号的盛装景观。这种个人秀式“奢侈性”陈列的24位女性符号，满足了消费社会人们对于娱乐性、观赏性的需求，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景观性演出”。而男嘉宾从升降电梯内自上而下的“神秘化出场方式”及三段层层递进式的个人展示短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

 

　　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的社会，消费社会的物不再是具体而实用的，消费社会的物形成了一个象征体系，物品体系是个符号系统，而每个物不过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符码，对物品的占有和消费，首先不是为了其功能（也就是具体而孤立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其意义一抽象而联系的符号价值。一方面，《非诚勿扰》成为了当下年轻人勇于表达自我、追求幸福的符号，另一方面也成为了电视节目“娱乐化”、相亲“快餐化”的符号；栏目的男女嘉宾亦成为消费社会各种观点和人群的代表性“符号”，而为观众所消费。栏日中，男女嘉宾不同的个人风格、迥异的情感故事、特色的个人经历都使他们成为了多元社会各种不同人群的“代言人”，于是出现了“拜金女”、“博士女”、“断臂维纳斯”、“白富美”、“高帅富”、“犀利女”、“香蕉哥”等形形色色的个人神话，观众在美女效应的“视觉快感”冲击下，层层递进地满足了内心的“窥视欲”，并在不同类型的“代言人”身上寻找通感，通过“被代言”满足内心的表达欲并获得一种代入感。2全媒体互动景观

 

　　网络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21世纪媒体革命的新主角，新媒介用它无与伦比的亲和力蛊惑着年轻的受众与传统媒体渐行渐远。在社交化媒体崛起的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注意力越发成为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微博、社交网站、视频分享网站等新兴媒体的井喷，造成了传统媒体生存的巨大压力。在席卷全球的新媒体浪潮之下，网络媒体的发展，模糊了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生存格局，传统媒体纷纷调整身份，不断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新的传媒环境。而《非诚勿扰》作为一档在传统电视平台上播出的电视节目，则充分地利用了新媒体在人际传播与互动甚至商业上的成功模式形成合力，打造全新的“全媒体互动景观”。

 

　　在男女嘉宾的招募上，《非诚勿扰》除了设在全国5大城市的现场报名点外，更积极地通过社交网络的平台如珍爱网、新浪微博招募嘉宾。在栏目营销和互动上，一方面《非诚勿扰》利用主持人、男女嘉宾以及官方微博及时与受众互动，将栏目中的话题、人物、言论、观点等细节不断放大，打造了一张全媒体全覆盖的受众收视、消费、交流、参与的传播网；另一方面，通过男女嘉宾节目下的私人互动及日常动态的微博发布，栏目官网、微博的节目预告、话题营销等形式形成源源不断的传播流和“景观场”，吸引和刺激受众的收视欲望。

 

　　借助新兴社交媒体的有效互动和成功营销，以及视频分享网站的多渠道传播，《非诚勿扰》实现了栏目与网络的无缝对接，将栏目制造的各类“文化景观”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形成“映像”，同时这种“映像”也在网民中产生影响，继而影响现实——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也就成为了现实（或现实的一部分）。在《非诚勿扰》每期节目的开场白中，主持人孟非经常会提及网友或观众对栏目的反馈或就网上热点作出回应，通过这种方式，栏目与观众的互动得到了更为直接和有力的肯定，继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全媒体互动”景观。与传统意义上“沉默的大多数”沦为“景观奴隶”的观众相比，这种全媒体互动景观下的“观众”则更多地参与到了节目的讨论甚至节目内容当中，远比“单向度”地接受媒体创造的娱乐景观，更为积极。

 

　　3多元文化融合景观

 

　　“限娱令”下，《非诚勿扰》从初创期的“一鸣惊人”渐渐走出“拜金、炒作”的怪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婚恋景观”，成为当下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综合性舞台。走向成熟的《非诚勿扰》超越了“相亲”的界限，进入了一个探讨“当代年轻人情感婚恋和家庭生活价值观”这一更高境界。《非诚勿扰》是展现以80后为主的青年人婚恋观、人生观“冲突”与“内爆”的场所，不论是“富二代”个性想法的袒露，还是美女对试婚、同居、男友经济实力的考核评价，都在不知不觉中探讨着当代社会所有人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价值观的思考。受众不只是在围观节目中各种“代言人”或“符号”的狂欢，同时也在多重价值观、婚恋观、生活观的展示中，思考和验证自己，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会与周围的亲友交流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从某种意义说，《非诚勿扰》不仅是在配对恋人，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关于生活、关于爱情的讨论“场”。

 

　　《非诚勿扰》借助男嘉宾选择与被选择的“相亲”过程，通过男女嘉宾的话语表达，不断影射出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下人们内心的价值取向，把一直处于暗处的婚恋观拉向舞台，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焦点话题；再经由点评人乐嘉和黄菡与主持人孟非之间的互动、主持人与男女嘉宾的互动，将“话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度挖掘、探讨。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人大胆地表达着他们的择偶标准、家庭观念，各种思想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婚恋生活节目的景观向我们呈现了“电视+真实”的生活环境，创造了一个虚拟与真实逐渐模糊的“景观社会”。《非诚勿扰》借由现代社会普遍的“剩男剩女”现象，围绕价值观的讨论，表征了社会的多元文化状态，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也成就了节目对于多元婚恋观的呈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非诚勿扰》在娱乐和文化诉求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是对年轻人的文化状态之秀，折射出他们内心的情感追求，符合电影“后窗”理论，满足了观众后窗的窥探欲，《非诚勿扰》通过电视的窗口照射到了社会心理层面。节目的重心已不在于“相亲”本身，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电视传媒平台，让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思想情感、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得到最大限度的交流。

 

　　《非诚勿扰》的另一特点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从男女嘉宾的背景来看，其中不乏高学历、高薪资的社会精英人士。尤其是在《非诚勿扰》打开全球恋爱版图，海外专场先后登陆澳洲、美洲和欧洲。海龟、博士、科研人员、公务员、医生甚至公司老总都成为了《非诚勿扰》舞台上的常客；通过“外来务工人员”及珍爱网等社交网站的男嘉宾推荐，一些社会底层的声音也得到传播。精英文化往往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从这个层面上看，《非诚勿扰》似乎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其全国领先的收视率和关注度已经把它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它是大众娱乐，它提供话题和戏剧冲突，是电视台刻意炮制出来的以博取观众欢心的作品，它通过满足人们的审美、审丑需要来取悦观众。可是，它并非纯粹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麻痹作用，《非诚勿扰》并没有产生。相反它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思考；创造精英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中不乏《非诚勿扰》的忠实观众，策划、创造、主持这档节目的媒体人也可以算作是文化精英。从这意义上说，《非诚勿扰》并不能简单被划为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的范畴。

 

　　三、反思与启发

 

　　现代的媒体神话是在尼采十九世纪“上帝死了”的断言过去一百年后成长起来的。尼采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使存在得以存在的基础”，敦促人们开始“杀死”自己心目中的上帝。在“我是太阳”的呐喊下，凡夫俗子开始寻找使自我成为神话中众生敬仰的神和英雄的通衢。与现代社会相比，后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日益呈现出民主的、对抗的和多元化的特点。以此为背景，媒体掌握了应变能力，开始顺应人们的心理和时代的走势，成功地搭建起一个个造梦的舞台并将自己打造成一台台造神的机器。媒体神话于此间诞生。虽然德波和凯尔纳都从批判的角度，对消费社会下媒介与商业合谋创造“神话”、制造“景观”提出了质疑，担心人们会进一步沦为“媒介景观”的奴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景观的创造也并不是没有其积极的一面：受众通过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平台已然能够参与到媒介讨论的进程之中，改变旧有的“被动”局面，而一些优秀的电视节目，能够通过全媒体时代的多渠道多平台，展开真正有益的讨论，用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来引导舆论，创造景观，并最终改变现实。

 

　　文化工业试图把每个人变得娱乐，用标准化的情感和形式让人们不再思考。《非诚勿扰》虽然没有摆脱娱乐的外壳，也避免不了大众文化对快餐式商品文化的虚假需求，但它毕竟是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尝试，让人们看到了全媒体时代“媒介景观”的双面性：虽然被娱乐和物欲裹胁的观众，在消费着节目创造的具有视觉刺激和情感代替作用的娱乐化“真人秀景观”；而另一方面，通过社交网络的中的意愿表达和节目自身的多元文化呈现，受众的自我意识在逐渐苏醒，这场相亲盛宴般的“社会景观”不再仅仅是媒体与广告商的合谋，也不仅仅是个人主义式的符号化炒作，更不仅仅是简单的恋人配对，而是在尝试创造一种全媒体互动的，一种关于生活、关于爱情的讨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