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京派作家的相关作品，论述了京派文学中乡土叙事的特点。一方面作家偏爱采用童年回忆的方式去构建理想中的乡土世界。而乡野社会符合人性、自然淳朴的道德观念又集中体现中孩童和青少年的身上。另一反面，在京派作家的笔下，乡土和城市的描述方式颇有张力，二者几乎是作为二元独立的状态出现的。

 

　　【关键词】京派;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童年回忆;城乡对立模式

 

　　京派是上世纪30年代主要活动在北京地区的文学流派。京派文学的创作者们持温柔敦厚的写作风格，在中国乡土的环境中，寻找着生活的诗意和人性的美好。

 

　　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乡土社会的逐步瓦解，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对旧的生活方式的追忆，对乡间风土人情的怀念。这种情绪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这种审美现代性在京派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一、童年回忆与儿童视角

 

　　沈从文在文章中提到，“所以故事都以同一土壤中培养，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乏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意义，历史文化即转入停顿死灰，回复中古时代的黑暗与愚昧，进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蒙昧和残暴，使人类倒退回吃人肉的状态中去。”在京派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很多作家创造的基础。他们以乡村生活的回忆为依托，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当京派作家们在构建自己的文学想象空间时，大都回到了他们从小生活的故乡，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萧乾的京郊平民区等等。沈从文文中的故乡景象是农业社会的自然景象。《边城》中写道的“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这段景物描写，显然是投入主人公翠翠的眼光看到的。融入的是作者幼年时的生活经验。再现了儿童视角下，湘西的温柔、平静、远离喧嚣的特点。废名的作品也刻画了还没遭到现代文明侵染的诗化般的竹林和桃园，洗衣妇的捣衣声、树林间吱吱的蝉鸣、老树上或黄或白的金银花。这些景物无不带有儿童天真的视觉特点。

 

　　除了对环境的描写，乡间的小儿女也是京派作家选取的独特角度。京派作家笔下的乡间小儿女形象，无不自然天真，未受现代文明的侵染。他们是与山野大地相融的存在。沈从文在刻画翠翠的外貌时写道，“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废名笔下的琴子是这样的，“她的眼睛是多么清澈，有如桃花潭的水，声响是没有声响，而桃花不能躲避它的红”。再到汪曾祺笔下的小英子就更是自然天真，对她的刻画没有用到更多的形容和比喻，而是将人物置身在自然之中，写小英子在田地里收荸荠，在田埂上留下美丽的脚印。调皮可爱的小女孩形象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受大自然滋养的小女儿也具有更贴合自然，淳朴天真的性格。《边城》可以说是沈从文构建的乌托邦，翠翠俨然是边城中爱与美的化身。她是一个还带着点儿童气的渔家少女，一举一动都活泼可爱，体现了人性中纯净的美好。她对爱情也不表现为热烈的追求，而是少女般朦胧的向往。从某些角度来看，翠翠是不幸的。她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由爷爷抚养长大，初尝爱情的甜蜜之后，她的恋人又离开了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但是翠翠对命运有从容接受的态度，她不抱怨也不挣扎，性格和自然环境里的水一样，坦然面对生活给予的所有磨难。通过翠翠的形象，淡化了现实中的黑暗和痛苦，展现了古朴的、人性的生活方式。

 

　　二、城与乡的对立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所处的时代语境中，现代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道德标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上海等租界地区，资本的涌入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摩登不仅是都市女郎们的时尚追求，它也使得老中国延续多年的伦理标准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冲击。

 

　　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社会内部自然萌发的。在封建后期的中国，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被迫打破的。乡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民族资本和海外资本的压迫下，逐渐瓦解。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礼不需要有形的权利机构来维持。维持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换句话说，伴随着现代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的到来，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而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京派小说中的乡土也成为一种意象，是区别于城市的诗化般的存在。京派作家在表现城市的时候，依然是以乡村作为参照物的。沈从文曾经写道，“在都市住了十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城市与乡村是割裂的。乡村是自然淳朴的，天真明快的，生命是健康旺盛的。而城市里则充满了利用、伪善和生命力的萎靡。《八骏图》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到外校讲学，结实了其他七位教授。这七位教授，有的自私有的虚伪有的情感压抑。为了表现所谓的正直和崇高，扭曲了自己作为人的天性。达士先生作为评判者，嘲笑这一切。但最终他自己也成为值得嘲讽的对象。沈从文用讽刺的手法，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中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人，也和普通的湘西乡民一样，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只不过乡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更顺从人性，返璞归真，求得人性的和谐。而城市中的现代人则容易被所谓的道德捆绑，束缚和压抑自己，只是这种扭曲的状态，使人更容易跌入更加不道德的境地。再看沈从文对于乡土生活的描写，乡野中的人们对爱情的表达则要直接美好得多。《边城》中的天保和傩送，为了能打动翠翠，可以在崖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这种城乡对立的写作模式，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比较明显的。乡村叙事与城市叙事互为参照。作者以乡村为依托，揭露了城市人的伪善。以乡村遵循人性的道德标准，反观了城市人的扭曲变态。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京派作家的乡土叙事，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参照，而具有了某种批判色彩。他们固执的在现代文明下，建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呼唤人性的纯真美好。作为一种参照，给城市中的人提供了灵魂的栖息地。

 

　　京派作家的乡土叙事，以童年回忆为依托，在乡间小儿女的身上展现了自然纯粹美好的天性。乡间熟悉的景物和人与人之间和谐自然的相处模式，共同构造了京派作家笔下的理想世界。同时，在大多数京派作家的笔下，乡土世界作为与城里对立的存在，他们通过乡土发现了城市文明的流弊和城市人性格中虚伪、扭曲、伪善的一面，又通过城市的负性面，反衬了乡村的美好。京派文学乡土叙事的这些特点，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古老中国在被纳入现代化进程后，敏感的知识分子带有审美现代性特点的对社会和人性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沈从文.边城[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