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钟书先生在中西的文化和文学上融会贯通，一直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和世界。钱钟书的诗学理论没有专门系统的理论著述，而是散见于他的一些文章中，钱钟书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四篇文章中对贯穿于相异文化背景和民族审美经验之上的文学艺术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扫描，沟通了中西，融贯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尤其是敏锐地指出了中西诗论的一致与相通，可谓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佳作。本文试从这四篇文章入手，将文中钱钟书对中西诗学的比较加以粗浅归纳分析。

 

　　【关键词】中国诗;西方诗;诗学观

 

　　钱钟书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这四篇文章中，深刻地挖掘了中西方的诗学观，将中西诗学思想精华的各自特点加以比较。两种诗学观均建立在各自的文艺理论基础上，集中反映了中西方在审美意识、审美趣味以及文化特征和哲学思想上的差异。认识、了解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内涵，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西诗学观，从而能够更从容、更理性地面对中西方文化观念。下面笔者将具体分析钱先生比较中西诗学观时所选取的角度。

 

　　一、体势之别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在谈到中西诗歌时，敏锐地注意到了二者在气势风格方面的差异。就中西诗歌比较而言，中国古诗在抒情方面，非常讲究含蓄，空灵、清淡，从不明说，全凭暗示。而西洋诗里的空灵却有痕迹、费力气，淡远中带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不够惜墨如金。中国诗里算“浪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中国诗与西方诗产生这种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和审美形式不同。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西方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直抒胸臆，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钱钟书谈道：“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钱钟书在文中不仅认为中国诗较西洋诗情感表达十分含蓄、“不着彩色，只分深淡”外，他还以观察到同作为“西欧文化大家庭”，德国与法国比较，“法国的文学作品都只能算古典主义的，它的‘浪漫主义’至多是打了对折的浪漫。”可见其对欧洲文化研究的透彻。

 

　　二、语言的艺术

 

　　1、颜色虚实的搭用

 

　　钱钟书认为诗文里的颜色字也有“虚”、“实”之分，并举例说明中外诗歌中都有颜色虚实的搭用。他认为苏轼的一联诗“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中云的“白”、山的“碧”、稻浪的“翠”绿都是实色，“红罢亚”是因米粒红色而得名的“红稻”，在稻田里“翠浪”滔滚的时候，红色的米粒还没有影踪呢，因此，此处的“红”是虚色。同时，钱钟书注意到西方诗文中也有相似的技巧。如他指出“紫”字有时是按照它的拉丁字根的意义来用的，不指颜色，而指光彩明亮，十八世纪写景大家汤姆逊描摹苹果花，就有这样一句：“紫雨缤纷落白花”雨怎么可能是紫色的呢，它指的是一种“鲜明貌”所以“白”是实色，“紫”是虚色，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诗人在描叙事物时，往往写得仿佛有两三种颜色在配合或打架，以此来刺激读者的感官，我们需要仔细推究，推究越是深入，就越能发现它的意境美。

 

　　2、比喻的运用

 

　　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特点，在诗歌写作中可以说是运用得最多的一个手法了。钱钟书认为中外诗歌中都注重比喻的运用及对“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进行概括。如晏几道《清商怨》中：“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又《碧牡丹》“静忆天涯，比此情犹短”都是把时间上绵绵无尽期的长“相思”或“情”比喻为空间上绵绵远道的天涯。他还指出中国古人如刘向等对比喻包含的辩证关系的领会，以及皇甫湜总括出的比喻原则：一方面“凡喻必以非类”，另一方面“凡比必于其伦”。外国成语中爱用比喻，说一个瘦高个子“像饿饭的一天那么长”。《新约全书·马太福音》讲起责人严而对己宽的恶习比喻为：“只瞧见兄弟眼睛里的蓬尘，不知道自己眼睛里有木杆”。比喻能够把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把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钱钟书在文中举了许多中西方诗歌运用比喻的典型诗句，以此来说明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对这一修辞方法都非常钟爱。

 

　　三、心理机制

 

　　1、善用通感

 

　　《通感》一文着重分析了中西文论中“通感”这一审美体验过程。钱钟书第一次将“synaesthesie”译为“通感”，并在大量古今中外的例证及亚里士多德“感情挪移”的基础上给予了新的定义：“在日常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此打通或交通，眼以不分界线。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这一理解是从解读宋祁《玉楼春》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开始的。钱钟书从正面列举了大量的有关“闹”字的使用，苏轼《夜行观星》的诗句“小星闹若沸”、黄庭坚《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的“寒窗穿碧疏，润拙闹苍藓。”陆游《剑南诗稿》中的“村墟樱笋闹，节屋团棕近。”“轻风忽近扬花闹，清露初唏药草看。”“百草吹香蝴蝶闹，一溪绿涨鹭鸶闲。”三联诗，等等。同时用西方语言中用“大声吵架的”、“砰然作响的”来指称太鲜明或强烈的颜色作对比，并将笛卡尔、培根等西方名人关于“通感”的哲学寓意予以揭示，认为“闹”字是把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

 

　　2、忧愤之辞

 

　　《诗可以怨》是钱钟书又一有关古典文论的详论，钱钟书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论述了中外诗歌都欣赏忧愤之辞，但“为作新辞强说愁”之作颇多，并分析了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与人的心理特点密切相关。钱钟书首先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谈起：“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钱钟书认为司马迁没有两面兼顾，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撇开了“乐”，对司马迁诗只可以怨提出了质疑，为了让论述更充分和全面，钱钟书在文中引用了大量西方对怨的定义及名人名言：格里巴尔泽、海涅、豪斯门的“蚌蛤衔珠”说，弗洛伊德的“替代性满足”说等，都在论说中得以灵活的运用和合理的阐释，与中国古典文论中怨的条目结合，有机交融，自由地服务于主题的需要。

 

　　钱钟书以渊博的知识涵养、深邃的洞察眼光、广纳中西的学术思维，为比较诗学观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打通的文化观纵贯古今，汇通中外，广采“二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让中西文化，东西方文明在互证互释中，以平等、开放的姿态交流和对话。为后来的中国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基础。

 

　　【参考文献】

 

　　[1]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陈宪年.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融通[J].文艺理论研究，1995（04）.

 

　　[3]廖丽霞.尖锐的解构与批判——《诗可以怨》解读[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4）.

 

　　[4]宋新丽.从《读〈拉奥孔〉》管窥钱钟书的文艺鉴赏观[J].中国西部科技，2008（15）.

 

　　[5]高志明.通感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