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全球化语境的我国文学理论，既有解构，又有建构，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我国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

　　关键词:全球化，文学理论，现代性

　　一、90年代的文学理论既有解构，也有建构，是现代性的新的理性表现，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及其后现代性特征，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现代性诉求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日益感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其实，早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当外国文论不断介绍到我国，那时我们讨论问题，总要把它们放到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去探讨，自觉不自觉地汇人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从而使我们的意识逐渐趋向一种全球化的倾向。

　　90年代，是我们深深感到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文化争论、爆发着冲突的时代。在我们自身周围的生活中，到处弥漫着不安与焦虑，好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动与转变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不很确定，难以定形。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边缘化等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大为流行，似乎所有现象都受到它们的浸淫，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权威的人们，一听到这些名词就心惊发憷。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兴起流行文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思想，企图参与现实、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相互的影响。无疑，这些文化行为正使我们渐渐融入一种全球化的意识之中。

　　至于在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正是它们获得自主性同时又是走向边缘化的时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与批评终于回归自身、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为的轰动效应，而逐步趋向正常状态。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与信息技术的直接介入，使得大众文艺、影视艺术以及传媒工具，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冲击，这导致文学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趋向多样与宽宏。文艺思想进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文艺界实际上派别林立(正常意义上的）而又相互共处。多种文学话语与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地喧哗，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严肃的文学的探索，也有颓唐的文字经营与媒体的无休止营利炒作。开头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甚了了，随后意识到，我们正被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势力，投人了商业化的操作之中，这是难以抵御的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与种种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陈。

　　在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场，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立场，来理解90年代文化现象。我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大体一致，或者有很大出人，甚至相互对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种故意引起“轰动效应”的、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式的批评，或是乱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评，大家就完全存在着求同存异的对话的可能。

　　我国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构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这在早期当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人们看到，后来再行设置任何新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已无济于事，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已按着自身的生存方式与自身的规律办事，远离行政的号召与指令。这一趋势的进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进这一趋势的出现，现实生活的需求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各种号召与指令，即使应时顺势，再也难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文学艺术、文学理论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人我国的时候，我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我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我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在我看来，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们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我和童庆炳先生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广收我国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方面有创建的著作，以记录学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与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建设，留下一份思想资料。

　　在这套丛书里，有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著作和审美价值结构与感情逻辑的著作；有研究文学艺术精神与艺术的生存意蕴的著作；有阐释艺术与人和文艺学的人文视野的著作；有文学艺术本体反思、文化批评、汉语形象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文艺学的民族特色、比较诗学、宗教文艺审美创造的探索；有新意识形态批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主张的张扬；有诗学研究、创作心理、文化诗学、文本生产、原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细致剖析和审美实践文学论；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主张的标举等。此外还将收人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从上面涉及的不少论题来看，它们触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过去的文学理论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些论著阐发问题的深度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论，它们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针对文学、理论的现实，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是新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论实践中发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视界。上面提及的不少问题，可以作为重要课题而继续深人，同时新的理论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丛书的出版，显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展的实绩的一个侧面。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重要的文艺论著，由于出版条件关系，未能列人，使我们深以为憾，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文论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从目前的双方文学理论情况来看，说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错位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文论研究向外转的潮流中，我觉得学者们的取向，是不尽一致的。像法国的某些结构主义者，发觉了文学内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文学本身固有的文化涵义，以充实文学研究，这大体是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如托多罗夫。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实际上一开始就转向了所谓“文化研究”。欧美的这种文化研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德国、英国就开始了，80年代初，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已，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研究相应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与主题。关于这点，我国一些学者已有介绍。我们看到，在当今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涨中，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发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义，不仅把文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际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消解了文学理论研究，趋向后现代文化思想。

　　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解构了以往的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差异、分离、分解、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真实则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广告动画、甚至建筑风格与思潮，探讨政治、种族压迫、新的殖民现象、妇女权利与文艺、文化新潮现象,以切入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展现了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的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酝酿、冲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从而表现了这一研究的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使社会、政治问题学术化。这种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经济、民族问题、种族压迫、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显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某种批判性的一面。同时，几百年来科学分析方法受到了怀疑，学科愈分愈细的做法受到抨击，要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研究的呼声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论建设，又立即拆散、解体了这一趋势。这种种矛盾的文化思想与心态，成了催生当今五花八门的、颇有声势的文化研究的内因，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

　　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曾经来我国介绍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接着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又风靡我国文论界，并且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80年代下半期，当文化研究在我国还未流行开来，那时我们还把这种研究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跨学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静反思，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处和特点，于是迅速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并且形成了一股争说后现代的热潮。稍后我们看到，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转向了经济、政治、思想的评论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跨向其它学科的分流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在80年代上半期见到的情况截然相反，那时讨论文学问题，指责过去忽视审美，同时对文艺与政治、伦理、历史、社会等联系，避之犹恐不及;或是对这些方面形成的干扰，与文学审美应有的文化选择捆绑一起，进行抵伐，要使文学变得纯而又纯。现在正好相反，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那些探讨社会、思想、经济、科技的学术著作，进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的评论，力图介入政治、社会、思想批判，既有指点江山式的激扬文字，又有随意套用西方术语的现象发生，又一次出现西方术语的大移植，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自然是，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特征、风尚，已经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之一拍即合。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向西方学术前卫思想迅速靠拢、及时学习甚至移植的风尚，把握前沿性问题，以扩大学术探讨的领域，进而掌握这一话语赋予的话语权力。所以不久之后，媒体就册封了我国的“后现代大师”。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原本竭力反对要有什么中心，倡导颠覆、消解。现在通过后现代话语权力的占有，贏得了声誉，自己就成了中心，却从来没有听说要对自己的地位与宣扬的学说进行颠覆、消解。三，是我们发现，后现代研究形形色色，它们把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问题搅在一起，结合起来，介入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生活，批判现行制度以及体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学术政治化，又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以往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话语权力，力图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无疑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四，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推动了探讨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权主，、女性写作、建筑艺术的倾向，而这些部门，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研究与我国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五，是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确实，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引进多种方法，以补充自己。比如，重读中外文学，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来开掘作品的新意，扩大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不是解构主义的研究，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以丰富现代学术的研究。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诟病，我们在后面还将涉及。

　　我们在上面讲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文化研究，新起的文化思潮的研究。其实，文化研究在各国文化活动中早就存在，有着多种文化观就有多种派别存在，只是没有像当前的“文化研究”那么炫耀而已。比如，我国有历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有考古、语言、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它们是我们文化研究的真正主体。在我国文化研究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

　　二、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我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多次谈到文学、文学研究问题，认为在当今电信时代，文学是个幸存者，文学艺术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另一位美国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教授认为，“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当他们在学术交流中，发现一些中国学者所选择的题目较多地倾向于“审美诉求”，探讨诗学、诗性文化、神话美学、中西文论比较等，就觉得这类问题大而无当，说在美国三四十年前就不做了。同时，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风，忠告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具体、细致一些，等等。

　　在这里，美国学者的一些意见，确实是切中肯綮的。比如我们有些会议上的个人论题，相对都比较大，很抽象，个人力有不逮，但还是要做，结果是大题小做，空有架子，缺少血肉，学术质量受影响；而且确定某个问题，往往不管前人有没有做过研究，解决到了什么程度，却是一切由他重新开始，还自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这是重复劳动，这自然不符学术规范。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论文，就不是这样，一般论题小而具体，论述方式是先从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或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围绕引文中的思想，旁征博引，展开阐释，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叫小题大做，做得好，十分讨好。我国一些精通英美文学的老专家，多数受过这类训练，就是这么做文章的。但有时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即有些外国学者这类文章有时做的过于琐碎，难以卒读。这种学风，从新近的传统来看，无疑受到新批评、作品细读方式的影响。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一种基本方式，稍远一些看，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余绪，近一些说，无疑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了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

        从美国学者的意见来看，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不顾理论、政治方面的因素，单纯地讨论文学问题，将是不合时宜，而且看来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这就让我明白了过去极感疑惑、十分不解的下面这些现象：譬如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读到，在英美的文学教学课堂上，达默尔就算是讲文学理论课了。大学英语系的哲学课，不是由哲学系的老师讲授，而是代之以英语系的教师来操作?。再譬如有关全球化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要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是相反，要把哲学著作当成文学著作来读，并要求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如此等等。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而呈现解体现象，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当代欧美学者那种精深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