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起来，本文的实证发现在城市层面为“晋升锦标赛”假说提供了正面证据，验证了市委书记任期内的相对经济绩效与其晋升间确实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发现官员的背景、交流经历、历史业绩、经济增长模式与其晋升间也存在较强的统计关联，但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作用。但我们的研究仍存在如下几个局限：首先，本文仅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地市级数据中确认经济绩效与官员晋升间的关联，而对证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所认为激励机制有效性假说仍缺乏足够的证据。正如陶然等（２０１０）所说，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挂钩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在市、县范围内推行，改革开放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是否也存在将政治提拔与经济增长挂钩的考核体制，受到数据的制约我们仍无从考证。其次，研究结果虽然发现经济绩效高的官员具备较高的晋升概率，但我们仍无法完全排除上级基于政治关系网络、战略布局等考虑而刻意进行的人事安排带来的内生影响，我们不能武断地做出上级主要是依靠经济绩效来决定是否提拔官员的推论，本文的结果仅强化了经济绩效作为上级提拔官员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最后，在新时期中央主要领导人多次表态“不以ＧＤＰ排名论英雄”的背景下，本文的主要结论还能否成立，限于数据的周期性，还没有得到有效验证。

　　虽然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当前政治体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良好或起码合格的经济业绩作为提第３期罗党论等：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１１６９拔官员的“必要条件”，仍将在我国持续较长时期。这个机制能够激励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当地经济帮助整个统治系统获得政权权威与政权合法性，减缓政治权力非有效监督、腐败等问题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这些结果深化了现有文献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解，也为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