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葛红兵对于“文学史学”的研究颇有学术见地，他著有《文学史学》《文学史形态学》等作品，这部教材中的“文学史论”显然也是他先期研究的成果精华，确实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这种将自身研究成果融入教材的做法是很不错的，但是也要注意到整体风格和比例的协调。从总体上来看，这本《文学概论通用教程》前面的“本质论”“作品论”“作家论”等明显带有通俗教材的痕迹，而后面的“批评论”“文学史论”“比较文学论”等几章则是理论性专著的写作风格。“过多关注文学史论致使全书结构有些失衡，部分阐释因过于超前而明显偏离教材规范等。”⑩从以上各章的分析可以看出，葛著本急于求新求全，试图将所有新的文学现象和新的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教材体系中来，但并没有好好进行自身理论体系的整合和消化，而是简单地“拿来主义”，造成一种简单拼凑、逻辑混乱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葛著本出版的时候，正是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话语流行的时候。在这样一种大的理论语境之下，相对于南著本、王著本、陶著本风格鲜明的“反本质主义”，葛著本这本教材编写模式还是比较传统的，虽然他的本意是要打破传统。从对于教材知识体系“新、全、异”特点的概括来看，他显然是很想创建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论架构，“是一部专著型的教材，各部分均笼罩于作者对文学问题的个人化理解，体现了作者对个人性文论体系的追求”11。这种对于个人风格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编写思路和实际的体例、内容是有出入的，甚至有些地方因过于个性化而失掉了文学理论教材最基本的规范。

　　文学理论教材和文学理论专著还是有区别的。很多专著型的文学理论凝聚了学者自身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文学理论教材以外的拓展提升读物。比如：王一川的《文学理论》提出“感性修辞”理论来贯穿对于文学理论的个人化言说，其中不乏学者自身的理论思考和创见，但以“文学理论”来命名，不如“文学感性修辞论”更合适，也更契合其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论著的特点。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就直接命名为读本，很显然是作为文学理论教材之外的理论延伸读物，定位就比较准确。

　　文学理论是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承担着引导学生从理论层面认识文学，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分析和理解能力等任务。文学理论教材还是应该兼顾到个人风格的阐释和基本理论编写规范的统一。“文学原理毕竟是各个学校许多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无论是从满足学生的需求还是推进学科的发展而言，在教材的框架、知识点上谋求更多‘公约数’和互通性，还是必要的。”12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不管是在体例上刻意求新，还是在内容上加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编写规范还是要遵循的，这是文学理论这门基础课程的性质所决定和制约的。

　　参考文献：

　　①②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③⑤11参见“本教材使用提示”，葛红兵：《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⑩张永禄、龚举善：《文学理论走向新世纪――以葛红兵〈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为视点》，《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

　　⑥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对“比较文学”“总体文学”“民族文学”几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做了辩证分析。作者认为，虽然通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口传文学、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等领域，但实质上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的总体。必须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对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和拉丁美洲在内的文学进行研究时，比较文学需要突破民族的界限、语言的界限。当然，比较文学强调民族与语言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忽视民族文学，事实上恰恰是“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

　　⑦⑧⑨葛红兵：《文学概论通用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第135页，第167页。

　　12胡有清：《在开放中走向沉稳――略评近年出版的文学原理教材》，《中国出版》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