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当今社会一样，在汉代，婚姻的成立也需遵循一夫一妻制。先秦时代，一夫一妻制己初具形态，至秦汉时代，一夫一妻制已逐步付诸实践，不再仅仅是可行可不行的理想。秦汉时期的法律规定，重婚（复夫或者复正妻）的行为是违法的，当受惩罚。秦帝国有关于重婚罪的法令，即男甲一与去妇乙为婚当罚。该条法令定夫方罪为娶人妻，定妻方罪为重婚。据秦朝法律规定，男子休妻不报官便再娶，虽在实施上已经离婚，仍属非法重婚的范畴。但当时的一夫一妻制严格来讲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于妻的“从一而终”的一夫制，另一则是对于夫的一妻多妾制。首先，汉代强调妇女烙守妇道，要求妇女严格遵循一夫制，甚至从一而终。儒家伦理教导妇女要从一而终，《礼记.郊特牲》说：“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在汉代，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推广，“从一而终”观念越来越被统治者所大力倡导。因贫穷之类的原因而一妻多夫的，虽在偏远地区不是惯例，但被默许认可，若不付诸诉讼，则安然无事。但是，城市的主流形态意识则不能客忍这种不公开的风俗。西汉董仲舒云：“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即如果丈夫去世且无子嗣，则依据儒家伦理妇女是可以再嫁的，因为妇女以“听从”为顺，夫亡无子，她无可听从，也只能再嫁了。这说明在西汉虽实行一夫制，但夫死再嫁还是被允许的。及至东汉，一夫制则进一步被强化为妇女的“从一而终”了。而且，统治者还专门为守节妇女著书立传，以此倡导、强化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其次，与要求妇女“从一而终”的一夫制相反，汉代男子却可一妻多妾、可休妻再娶、妻死再娶，实际上就是滕妾制，即典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关于一妻多妄制，为世代相沿。如汉律规定，皇帝除皇后外，还有昭仪、捷好、美人各种等级的“诸姬”，以及“后官三千”。其他贵族官僚蓄妄，数量不限。据《汉书·贡禹传》裁“诸侯妻安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蔷歌者至数十人”，有的叫“小妻”，有的叫“小妇”，有的叫“外妇”或“下妻”。在汉代，男子广纳妻妾是合法行为，为法律所认可，所以其他贵族、富家等也都广置腾妾。汉初规定：诸侯王一妃八子。但上述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武帝、昭帝、宣帝时，诸侯王妻妾达数百之多。到东汉，妻妾的数额又稍微受到限制，法律规定诸侯的妻妾人数不得超过40。另外，汉代多腾妾的现象还反映在宦官也娶妻纳妾这一事实上。史载：“竖宦之人，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娶女闭之。”宦官本已丧失了性能力，常理来说已少能娶妻纳妾，但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多妻妾风气的影响，外加汉代宦官势力呈上升趋势且逐渐庞大，所以在汉代出现了宦官也以娶妻纳妾为能的特殊现象。

　　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基础上，还规定禁止妻妾乱位，对妻和妾的地位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汉代规定了“乱妻妾位”的罪名。如以妾为妻，或以妻为妾，都构成“乱妻妾位”罪。《汉书·思绎侯表》载：“孔乡侯傅曼坐乱妻妾位，免”。即因“乱妻妾位”而被兔去官职。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一直是贯穿古代中国婚姻关系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原则，历代法律对一夫多妻制都有明确禁止的法律规定，宋元明清亦不例外。如《大明律》和《大清律》都有相关条款：“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但是，当时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实际上也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因为男方可以在一妻制婚姻的基础下纳妾，只是象征性地在法律上限制了纳妾的条件而已，即“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妾。违者，答四十”乾隆五年（1739年），律例馆进呈新修《大清律》时，这一条限制纳妾条件的律条也被取消了。事实上，限制纳妾的条件无法从根本上限制社会上的纳妾之风。明清时期，纳妾现象普遍存在，极大的嘲讽了这条律令。

　　（四）民国时期的一夫一妻制

　　（1）北京政府时期的一夫一妻制。当“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废除妾制”的呼声出现并不断高涨时，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继承了传统的一夫一妻多妾制。首先，明确否定了重婚，规定重婚为非亲告罪。其次，将妾与正式配偶——妻区分开来，把夫妾关系理解为合法的无名契约，而与婚姻关系与别。所以，纳妾并不视为正式的婚姻。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夫一妻制。《中华民国民法》中并无关于妾制的规定，其理由是：“妾之问题，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认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无庸以法典及单行法特为规定。”可知南京国民政府的婚姻立法所承认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否定妾制，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