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目前对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的研究主要从女权主义、生态主义、象征主义等方面进行文本分析，而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对该作品进行研究的作品很少。透过新历史主义视角，通过对小说中的颠覆性和抑制性双重话语的分析，能够凸显约翰·斯坦贝克凭借小说对美国传统的宗教信条，美国式个人主义，乃至美国精神核心元素美国梦的颠覆性阐释，，但是这种颠覆又是不完全的，背后还透射着斯坦贝克对颠覆话语的抑制以及对传统的捍卫。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愤怒的葡萄；颠覆；抑制

　　一、引言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最初由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中包含两个重要的概念：颠覆与抑制。颠覆是对代表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抑制是把这种颠覆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使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则体现了这两种力量的张力。

　　该小说真实而又及时地反映了作者亲眼目睹的美国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大灾难：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州的许多农民家庭离开连年干旱和遭受尘暴袭击的家乡，历经千辛万苦逃荒到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希望之乡”，却又陷入了当地果园（农场）主剥削与压迫的罗网。斯坦贝克一方面试图揭露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与人民大众的疾苦，颠覆美国人民追求的美国梦；另一方面，却努力抑制这种颠覆，主张真正的矛盾不应该诉诸于政治或革命的战斗精神，而是基于美国传统和宗教传统及人道主义的信仰，强烈的乐观主义倾向使他深信人类的可完美特性。他在颠覆与抑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用美国的方式在美国之内解决美国的问题。

　　二、颠覆

　　1.对美国宗教信仰的颠覆

　　吉姆·凯西原是个牧师，但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再相信传统的教义，完全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观。他在寻找一种扎根于人类一般需要的新的信仰。“我要接近世人”他宣称，“我不想教他们点什么，我自己想学习点什么。”夫妻恩爱、抚养儿女、相互帮助的情感、朴实的“富有诗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谈”，这些都是他现在珍爱的价值准则，凯西去世前有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幻想——“所有的人共有一个大家有份的伟大灵魂，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它的一部分”的概念。真正的神圣依赖于人们“一起工作”而不是一个人为另一个工作的信念。他在弥留之际把这些思想传给了约德一家。他的行动主义也深深影响和感染着那一个时代的劳苦大众。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佃农们承受着大农场主和大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已经达到了愤怒的边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宗教真的成了形同虚设的意识。如何活下来，如何获得尊严，成了摆在他们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斯坦贝克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为他们思考着这个关乎他们生死的难题，就像凯西说的和做的那样——行动起来，团结起来。

　　2.对个人主义的颠覆

　　约德一家从“我”到“我们”的转型，是作者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价值观的大胆的质疑的体现。是对个人主义的颠覆，是对集体主义和人性美的颂扬。汤姆他在西行的艰难旅程中，在凯西的启发和引导下，终于悟出了穷人应该团结起来的道理。“到千百万像他们那样受苦受难的人们当中去”。他认为，“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是不中用的。”他告诉他母亲他要离开家庭去帮助整个人类：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场。他的思想从此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只关心自己、小我的个人蜕变成了为整个人类考虑的更高尚的形象。他明白了一个人不能单独生活，应该与其他人团结起来的深刻道理。

　　母亲的形象也带有圣母的光彩，她勤劳、善良、坚强，尽管生活很艰难，背井离乡的“俄克佬”更是凄惨异常，但她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在艰难的旅程中，学会了关心集体以至关心整个人类。在作品的结尾，母亲总结了她对家庭这个概念的新的看法：“过去家庭的圈子很小，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它包括任何人在内。”

　　约德一家通过艰难的历程获得了精神上的收益：逐步意识到只有摆脱个人和家庭的狭隘观念，与所有的穷人团结在一起，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他们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不仅是约德一家在实际生活中的苦难历程，而且还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旅程，即人们在谋求生存的挣扎中摆脱个人主义和家庭观念走向集体主义的觉悟过程。

　　3.对美国梦的颠覆

　　30年代的美国，现代工业化耕作夺走了佃农们的饭碗，把他们赶出了家园。无家可归的破产农民便把盛产葡萄的加利福尼亚当作“希望之乡”。路途中他们历尽辛苦和磨难，变得身心疲惫，可是只要一望见远处那美丽的山谷下面，在许多果园、葡萄园和小房子下面，远远地有一座城市他们便兴奋起来。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中，当佃农们历尽艰辛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以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并非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美好，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的人，也受尽雇主的欺压。天气也越来越糟，雨不停地下，佃农们没有房屋，只有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饥寒交迫，许多人不得不外出乞讨。而资本家们却无视佃农们的苦难。

　　加州的一切让佃农们失望了，这里并非是他们想像中的天堂。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使富饶的加州变成了他们的人间地狱。当佃农们发现自己无权享受加州的丰足时，希望变成了愤怒：佃农们寻找乐土的梦想破灭了，“希望的葡萄”变成了”愤怒的葡萄”。人们长期追寻的美国梦终于伴随着“允诺之地”的丧失而化为了泡影。美国梦的幻灭绝非偶然。作为一群理想主义者，佃农们的追求与信仰与社会格格不人，而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美国梦上，加剧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作者通过《愤怒的葡萄》一书颠覆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贪婪腐朽的本质。

　　三、抑制：矛盾的解决基于美国传统和宗教传统并非政治的和革命的战斗精神

　　整部小说以西进追求心中的“希望之乡”为主线，而在一路的艰难险阻中却体现了弘扬着善良与仁爱的基督教道德准则，演绎着作家对人性内涵所作的探索。为此作家赋予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以《圣经》的象征色彩。吉姆凯绥（JimCasy）和耶稣基督（Je-susChrist）的姓名缩写（J1C）完全一样；像基督带领十二门徒为拯救人们脱离苦难而长途跋涉那样，凯绥与乔得家十二位成员一道西行去加利福尼亚追寻幸福的生活。凯绥像基督一样充满爱心，为了苦难的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