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明年八十，照惯例，冬节前要办寿宴。父亲说不办，但家乡的亲戚一个个来电话。我们家乡，逢十的生日都要大操大摆的。我决定再跟父亲沟通一下，刚开了个头，他就黑了脸，说，谁再提，我不认谁。说完，孩子似的捂住耳，跑进小阁楼，砰一下关了门。母亲跟我说，听他好了，姨夫不听他的话，办了酒，住了二次院，不像人样了。

　　看来人都是怕死的，就像父亲这样看破命运的人。但是，在他七十岁，身体还很健的时候，却去家乡的公墓里选好了墓穴，又花了几百元，弄端正了，才对我说，到时候，只要打开那个盖，放进去就好了。家乡的公墓就在老屋的后山，位置朝向都是父亲帮村里勘定的。但我的几个姐妹反对，她们对着父亲的面，说，那么偏僻的地方，你去了后，我们是不会来看你的。母亲也反对。父亲便唬下脸，说，你们懂什么，这里，有风水么！

　　我倒觉得不错，至少便宜啊。每年春天，回乡下一趟，吸吸新鲜空气，踏踏青，权当旅游。

　　我有段时间没有去父亲家，我总是忙，忙啊忙。朋友赵诗人来了，就与他去喝酒，醉醺醺的，他拉我去江边寻找灵感。这么冷的天啊！可他说，这样的时候，江边才有风情呢！他把车停在那座著名的山脚下，经过一个斜坡，走到江边去。父亲的家就在斜坡脚边的一个小胡同里，我经过的时候，朝里望了望，脚步就慢下来。诗人说，干什么呢？快点啊。我就加快了脚步。

　　明天二九了，天却不寒冷，太阳正大着，江边有风，坐在台阶上，很舒服。

　　父亲是工人，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有点三脚猫功夫。他对草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对命理学的一知半解，则来自祖父传下来的一本老书和祖父临死前的一些所谓点拨。熟悉的人碰到个头痛脑热，会来他这里讨点草药；逢到大事，会让他择个吉日。他的抽屉里总是塞满各种常见的草根树皮，讨药的来了，他把抽屉一只只打开，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它们的药理功效，在得到额外的赞扬后，才小心翼翼地配制好，又絮絮叨叨地告诉他们怎样煎怎样喝。择吉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人家报上生辰八字后，他就跑进里屋，关上门，取出那本书，一纸一笔，仔细推算起来，往往需要个把时辰。等他打开门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张折好的红纸。相较于他的命理术，我更相信他的草药，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进过医院，身体有什么不适，就喝他的药汤。但人家相信的还是他的命理术，说他择的日子很准。然而，我并不相信他，一则，这样的事无法确切地验证，重要的是，我知道内幕——他凭的不过是那本破书。

　　我把父亲的意思讲给几个姐妹听，她们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你不怕人家说啊，你不要面子，我们还要呢。”我只好说，这也是母亲的意思。她们听了，露出鄙夷的神情，仿佛我不是她们唯一的兄弟似的。我气啊，这几个姐妹，我还不了解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也许正偷着乐呢。这样说一点没有寒碜她们，她们出嫁那会儿，我正落魄，父亲就让她们每年给母亲一点钱，母亲落实政策回城后，一直没有工作。当然，按我们那旮旯的习俗，女儿是没有这个责任的。很多年来，这笔费用，弄得大家很不开心。那点钱，现在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但父亲一直坚持着。过节，更好笑了。有一年中秋，妹妹去父母家吃饭，拿了二斤橘子，我记得那年正是橘子大丰收的年份，满街满街都是一车车的橘黄色。父亲与最小的女儿一直犯冲，她说过一句话，让我拿出钱来，我死给你看。
　　我倒有几个好朋友，尽管君子之交淡如水，逢年过节，家里有什么喜事，都互不送礼，只是事后聚一下。但这一次他们都备了礼，不声不响的。

　　一个画家，画了一幅傲霜的梅花，说要亲自送到父亲的手里；赵诗人，则作了一首七言诗，请一个书家写好装裱端正，要挂在父亲家客厅的显眼处。是最好的朋友啊，我不说谢，说，给我吧，到时请你们嘬一顿。他们说，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亲手交给大伯的。我就与他们直说了。画家说：“这个不太好吧，说不过去的。”赵诗人说：“这个，大伯有难言之隐吧。”

　　这几个朋友与父亲很谈得来，虽然谈的也不是什么对胃口的话，但他们坐在一起，海阔天空，乱说一气，都觉得有味。

　　我说：“你们还不了解他，他就是这么个人，不拘常理的。”

　　“这不是理由，八十大寿，说什么也是人生一大喜事啊。”画家说。

　　诗人附和：“这个，不应听大伯的。也许大伯想玩个新花样吧。”

　　父亲，我最了解了。当他沉浸于他的世界里的时候，会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一旦回到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不过，经他们一说，我的心又动了起来，我决定迂回一下试试。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我说：“几个朋友，你欢喜的那几个，帮你弄了几幅字。”

　　“好，好。”

　　“到时候，请他们吃顿饭。”

　　“应该的应该的。”

　　我大喜。

　　说起来，父亲的性格是从退休后开始变化的，原来我们父子俩说话，不必如此转弯抹角。六十岁那年，父亲退休了，他没有像别的老人那样无所事事，而是更加忙碌起来。一开始，他痴迷的还是草药。一早起来就骑车往郊区的山里跑，晚上回来，总要背回来一蛇皮袋弯弯扭扭的树根和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茎啊叶啊。很快，在他不大的客厅里就堆满了一袋袋晒干了的草药。母亲埋怨起来，因为她心爱的缝纫机被挤到一角去了。不久，陌生的人也上门来。父亲听了他们的叙述后，就从一堆堆草药中，东一把西一把地抓出那些根啊叶啊，放到茶几上，告诉了服用的方法后，果断地把手一挥，再不容他们多讲一句话。他的方法很简单，不停地煮，大碗地喝。那些人起身时，无一例外地背起一袋十来斤重的草根树叶，千恩万谢地去了。不用怀疑的是，父亲的草药还是很有疗效的，因为他的客厅里，不同包装的酒瓶越来越多，它们混迹于枯枝败叶中，仿佛是他精湛医术的奖杯。后来，来了一个皮肤病患者，父亲给了他一麻袋各色的叶子，让他煎吃涂擦。他拍着胸脯说，一星期，一星期不痊愈，你来砸我的茶几。这一回，父亲失算了，那人的皮肤溃烂，几乎要了性命。他的几个儿子上门来，照着父亲的承诺，砸破了他的茶几，又点燃了父亲的那些根根草草。父亲的那些心肝宝贝啊，早储足了阳光的因子，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把父亲引以为傲的美髯也烧得残缺不全。经此打击，父亲像变了个人，整天关在屋里，沉默寡言。

　　等到他重展笑容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客厅已大变了样。在靠窗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佛龛，供着一个观世音菩萨。客厅里没有了一丝草药的蛛丝马迹，案头的书全换成了竖排的命理书。那本老旧的书就摊开在书桌中央，几乎翻烂了。他又开始跑出家门，十天半月的不见他的影子。后来，他回到家里，闭门不出，逢到初一十五，就在观世音像前点上三炷青香。他像一粒蚕卵，蛰伏于客厅里，似乎在积蓄破茧的能量。母亲很高兴，告诉我们，父亲终于安静下来了。但不久，一些穿着奇异的人上门来了，父亲关上门，与他们窃窃私语，母亲把耳朵凑到门缝里，也听不到半丝清晰的内容。又过一段时日，有人持着一张张便条，上门来让父亲看相择日。再后来，父亲开始接受邀请，上门去踏勘风水。他最欢喜的是奔波到深山老坞里，借为人家看阴基的机会，了解村子的来龙去脉，研究山势走向，标注龙潭富穴，来对应村子里已经发生的事。他越来越觉得这是一门既高深又神秘的文化，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写起书来。他有一个理想，有生之年要出版这本大作，他觉得我能帮他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

　　我对他的事业不感一点兴趣。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神秘莫测的符号，让我头痛不已。我渐渐地疏远了他，借口忙，不再按规定的时间去看望他。

　　他变本加厉，谢绝一切来往，整天趴在窄小的书桌上，吞云吐雾，冥思苦想。母亲说，他的身体就是那一年开始垮掉的。他原来有一个好习惯，饭后去公园里散散步，自从写作命理学后，不再去了。

　　这一年，父亲的气愈急了；到后来，上四楼都要花十来分钟；终于他躺不下去了，只能坐着。这时候，才打电话让我们送他到医院。一查，很严重了，有好几种病，最厉害的是肺里生了几个泡，不得不住院。这就苦了我，三天两头地跑。当每天的住院清单发下来的时候，他照理要骂上几句，说这些药没用的，吸氧对他根本是浪费。他一再要求出院，他说，医院算什么，靠的是仪器，现在我晓得病情了，我用自己的药，远比他们的好。我私下里问医生，医生说，手术是不能动的，这么大年纪了。那么，我说，如果气泡破了呢？医生说，那么就动手术。我说，不如现在动，一劳永逸啊。医生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动的。我终于听出来了，父亲就这样了，挨一天算一天，就等着那气泡嘭一下了。

　　“如果不感冒，不用力呛，就不会有大问题。”医生说，“不过烟酒是不能碰了。”

　　但出院后，父亲一如既往，什么也不戒。他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晓得的，医生算什么？就说烟吧，我一抽，呛出来了，就好受些了，不抽，倒更难受呢。我们力劝了几回，见没有效果，也渐淡了。

　　母亲却受不了。有一天，与父亲大吵起来，起因是她想把原来的客厅变成她的卧室，她发誓再也不与父亲睡一张床了。酒气、烟气、胃气，谁受得了啊！母亲嚷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