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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政权。但它建立伊始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渗透危机和财政危机，使该政权无法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延伸和渗透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既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作为自己支柱的中央政权，也可以说是一个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性政权，这也就决定了孙中山下台的必然性。 一、无法克服的渗透危机 南京临时中央政府面对的政治现状是对晚清政局的继承。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引发地方督抚专权，致使中央军政权力下移，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增长。汉族官僚和洋务派的兴起，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严重削弱了清中央的政治权力，动摇了清廷统治的政治权威，分离倾向进一步加大，使清廷统治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在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同盟会及其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较少，不能有效地把在地方成长起来的革命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之后，局势继续恶化。革命建立的各省都督府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并在名义上承认各省的都督府是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在实际上，各省的地方政权往往是各行其事，并不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当作一回事。在大部分省份中，革命后控制地方政权的，大多是清廷的地方军事统帅或地方行政官员。在革命中，他们代表地方的利益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政治力量。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的独立就是在地方工商业者的推动下实现的。[1]在革命后，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方利益为代价同中央政权进行有效的合作。另一方面，在帝制转向共和之后，权威的来源和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合法性基础不能再发挥作用，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力量在提供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统是由参议员选出来的，而参议员所代表的则是地方的利益。这就造成中央政权的一种两难状态：如果以牺牲地方的利益为前提来强化自己的中央政权，就会失去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而要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对地方势力做出相当的让步与忍让，从而造成中央政权的渗透危机。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那些为旧军人和旧政客控制的省份中，即使是在革命性较强的省份中也几乎同样如此。如广东，在清末一直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孙中山等许多革命领导人都是广东籍，但在革命后，广东省政府仍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江苏的革命势力也比较强大，中央临时政府也设在南京，但江苏省政府也常常不买中央的账。 二、财政危机的困扰 伴随渗透危机而来的是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财政状况一直相当窘迫。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赤字超过了同时期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各省的岁出也激增，入不敷出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武昌首义后，各省大都受到冲击，金融动荡，商业停滞，税收困难，财政状况更加恶化，使中央国库囊空如洗。据当时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回忆：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20万。余奉命到财政部，则金库只存10洋"。[2]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外国势力对关税的控制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清政府已被阻止使用任何一部分海关岁入，因为该岁入已被抵押给各国的债券持有人；革命军也同样不得干涉所有被指定用来偿付外债的现款。"[3]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各省在政治上各自为政，中央又不具备号令地方的能力。光复后的东南各省地方政权林立，仅江苏省境内就有四个都督府，安徽境内多达十六个军政府。政权的不统一意味着财权的不统一。为了保证自己的开支，每个地区都紧握本地税源。因此，"共和国政府比清政府更无力控制中国的收入来源。"[4]临时政府财政部表示："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5]"即各行省有继续征收者，而机关林立，实成分划之形，事权分歧，甚于前清之世。"[6]孙中山虽经多方呼吁，"各都督合顾大局，不分畋域"，[6]"现民国成立，庶政待举，筹饷犹急。中央负担太重，财政竭蹶自不待言，贵省如能设法，希望不分内外，于岁入项下，速即统筹拨斛，以应急需。"可四川军政府回电："各厅、州、县内一应丁粮等项，无从催收"，江苏都督庄蕴宽回复："宁属财政，异常支绌……应由（财政）部月给补助费银三十万两。"[7]于是，临时政府只好举债度日。但存在严重危机的政权，使人们对其生存能力抱有很大疑问，举债也是相当困难。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曾发行1亿元军需公债，但认购总数只有737万多元。[8]同时，向外国借债也很不顺利。财政基础的脆弱不仅进一步加强了行政和政治上的脆弱，更严重的是使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必要的财政能力建立一支强有力而又能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队，革命事业必然要中途夭折。 三、政权危机的根源 南京临时政府行政和财政脆弱性的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它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在当时各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中寻找不到足够的支持。领导和参与辛亥革命的社会力量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社会力量有着不同的利益、动机与要求。大体上说，这些力量主要有三部分构成：第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的民主共和势力；第二股是以陶成章的会党势力为代表的以反满为宗旨的汉族民族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新政权的性质，而是由哪个民族进行统治；第三是以张謇、汤化龙为代表的处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他们在与清朝的蜜月结束之后，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地方势力。总体来说，这三股力量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效忠对象是不同的，其各自拥有的力量强度也不一样。其中，士绅阶层的力量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不仅在于他们拥有地方化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在于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成熟与老练。第一部分力量最弱，无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下层民众当中，他们都知音难觅，很难找到广泛支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后组建新政权的任务恰恰落到了这部分人的肩上。之所以这样，与这次革命所使用的象征有关系。推翻清廷的社会力量虽然是形形色色的，但在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下，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象征，这就是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共和。正是这一共同象征将这些不同力量联系起来，而这一象征恰恰与第一部分力量的政治主张有着高度一致性。因此，革命之后组建新政府的任务就落到了力量最弱的这部分政治力量的肩上。这种状况意味着南京临时政府面对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即瓦解和推翻旧政权的力量并不全部是建设新政权的力量。这种状况由于新旧两个政权有着全然不同的权威基础和合法性基础而显得更为突出。正因为如此，推翻清王朝的力量的强大与建设新政权的力量的软弱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清廷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自己垮台的。这点也对革命后新政权建设的困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在一场革命中，推翻旧政权的过程越是艰难，需要的时间越长，对革命后政权的建设往往越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形成一支可以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强大的军队，也会造就一个较为成熟的领袖集团。而这两者是任何新政权的建设都不可或缺的。中共及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就是明证。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似乎是太容易了，更多的困难留给了革命之后。由于清王朝不是由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的，也就没有给革命派在战争中创建一个强大的军队创造条件。在革命过程中，南方一些军阀如陆荣廷等曾纷纷站到革命一边，但对于手中没有什么实力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要控制和指挥这些军事力量相当困难。孙中山的威望和影响是形成临时政府的重要因素，但其威望在革命中主要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参与实际的策划、组织和指挥工作，这与历史上经过艰苦奋斗形成的"革命英雄式的领袖"是不同的。因此，利用领袖的个人感召力来建立临时政府的权威基础并不充分。这样，孙、袁之间权力的移交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扬州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Z].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12. [2]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 [3]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Z].中华书局，1984. [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Z].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6]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资料[Z].中华书局，1961. [7]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编[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Z].中华书局，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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