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9日，甘肃女子邓春兰上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强烈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尽管民国成立后，在一些学校已经允许女生进入学校，如首倡男女同校的上海大通学院，1916年就允许个别女生进入学校学习，但真正开放女禁，允许女生进入大学学习的还是在五四前后。就在邓春兰上书蔡元培不久，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敬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为女性进人公立大学奔走呼号。邓春兰的信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许多进步学者也加入到呼吁开放女禁的阵营，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发表文章支持开放女禁。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明确表明“我是主张开女禁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准备改变中国“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的弊端，准备在“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1920年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名女学生王兰到哲学系旁听，之后陆续有9名女生进入北大。北大解除女禁后，其他高校纷纷效仿，陆续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学。男女同校，堪称开社会风气之先，充分体现了女性社交自由的强烈愿望。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尽管它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但一开始争议、怀疑甚至反对之声总会不绝于耳。就在各地高校纷纷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的时候，一些守旧派也站出来，发表文章，反对男女同学、开放女禁，他们还是利用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反对男女同校。1918年王卓民就在《妇女杂志》发表《论吾国大学不宜男女同校》一文，公开反对大学开放女禁。在他看来，目前之中国不适合男女同校，因为学校是学习知识的严谨之地，如果男女同处一校，彼此必然相悦，结果必定懈怠学业，长此以往还会引发“伤风败俗”的事情。不仅王卓民有如此看法，就是北大开放女禁之后，也同样遭到社会上一股守旧势力的诋毁，像广东、浙江、江苏省议会，还提出“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面对反对者的声音，支持男女同校的也不甘示弱，与反对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妇女杂志》、《晨报》等报刊针对王卓民的文章，精心组织了多篇文章与之论战，像康白情发表《读卓民君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答杂志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驳议》等文，认为男女同校有多方好处，既节省经费，又是文明先进国的标志，同时还能督促中国社会的进步；男女同校，使得男女交际得到互补，彼此之间可以开阔胸襟，完善性情。黄河济更是从教育觉悟的角度论述了男女同校后，男女之间的道德、技能、知识趋于平等，人格自然也会高尚起来，断不会发生道德沦丧的事情。

　　经过报刊的论争，男女同校、解除女禁，已成大势所趋，1922年民国政府在颁布新的《教育系统改革案》时，废除了男女分校的双轨制教育制度。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登陆中国后经过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宣传，终于取得了令女性为之振奋的结果，女性社交公开化、正常化的“礼教”藩篱被彻底拔除，从此女性取得了和男性一样的社交权利，女性日常生活迈入了新的天地。

　　三

　　从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论争，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代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层面接受西学、学习西学、仿效西方是何等的艰难，传统封建礼教一直是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最后的一道屏障。然而急需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在倾尽全力学习的进程中，对传统礼教以及民众的闭塞思想，如果不从思想深层进行批判和剖析，社会土壤里面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礼教仍然会有极强的生命力，依然会对近代化构成威胁。

　　本来男女社交公开化是正常社会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要求，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社会伦理将女性应有的社交权利剥夺了，女性的日常生活被无情的礼教束缚在家庭中，成为相夫教子、生儿育女的生育机器，女性应有的才能不能很好发挥，这和崇尚女性主义思潮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中国社会要融入现代社会，学习西方不仅仅是仿效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更重要的是人要现代化，女性社交、女性教育、女性工作等现代社会所赋予的男女平等的权利不可避免提到日程上来。

　　纵观五四时期男女社交公开的论争，正是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交锋的结果，在世界先进文化面前，经过报刊的论争，传统礼教的束缚终于被打开一道缺口，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享有社交权利，也正是从五四以后，新式女性成为中国妇女解放成果的标志，女性获得了社会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虽然经过激烈的讨论，男女社交公开在思想层面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女性社交权利得到了部分尊重。但整个社会氛围对女性的日常社交还是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能够走到时代前列的女性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女性依然被传统礼教所禁锢。从这一时期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思想上、行动上男女社交公开已经不再成为影响女性社交的障碍，但在民国初期这种成效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首先对封建礼教，尽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式女性剖析了封建礼教的危害，但具有这种思想和认识的人还是少数，就整个社会思想认识上，反对男女社交公开的占据相当大的优势，其次，尽管经过讨论，男女分校在一些大学被取消了，但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当时能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女生还是少数，“近几年来，……求学的妇女天天增多，可是到现在，恐怕也还没有达到千分之二。”究其原因，只能说明在当时社会，封建礼教的禁锢还没有完全消退，女性的求学之路受到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制约。她们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最后，刚刚接触新潮的男女，对如何社交才算正常的社交并没有正确的认识，面对突然崩坝的传统礼教，新事物总会引起一些人的好奇。免不了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比如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肤浅的把男女社交公开理解为可以公开去选择恋爱对象，“如果人人抱了一个择偶的心思去到社会交际场里，那便不是真正的社交了。这种心思不但不能促进社交公开，并且很能妨碍社交公开”。还有一些人把男女社交公开说成是“红粉消愁”和“蛾眉破寂”，把正常的男女交际理解为男女之间心情郁闷时相互慰藉。再加上当时社会也确有一些人打着男女社交公开的旗号，荒淫堕落，把正常的男女社交视为性公开、性解放。诸如此类，都成为这一时期男女社交公开的约束。

　　不管如何，近代女性社交正常化和公开化，是女性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重要环节，没有这场讨论，女性解放和正常的社交生活无从谈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场讨论对女性融入现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