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立法。以卑幼殴打长辈为例，为了严格执行"周礼"中的"亲疏有别"，卑幼与长辈的关系越是亲近，则罪刑越重；反之，长辈殴杀卑幼则是越亲近的关系则罪刑越轻。亲属间的盗窃也不同于常人，关系越亲则罪刑越轻，关系越疏则罪刑越重。为了严格遵循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不孝"是一项重罪，唐律规定凡是骂父母、祖父母即是绞罪[5]30，如果有父母告子女不孝，无需提出证据，子女就会得到杖击甚至处死的惩罚，清代法律还赋予了父母将子女呈送发遣的权利，只要子女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永远剥夺其自由，放逐在边远的云、贵、两广地区[5]12。

　　三、中国"礼治"与"法治"合流的利与弊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绝对控制"法"而形成，儒家之"法"是为"礼法"与"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之"法"已相去甚远。汉廷尉陈宠疏中有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5]349

　　那么，中国沿袭上千年的礼法制度，究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礼""法"合一对古代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教化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三纲五常"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孔子曾说："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5]315。而"礼""法"结合，则是双管齐下，"刑不善而赏善"[4]，儒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使人向善，而法律则制裁那些不善的恶人，相得益彰，有利于民风教化，而儒家所倡导的封建等级秩序也就愈发稳固。而对中国当代社会而言，儒家伦理中对孝悌仁德的提倡若得到贯彻，本身就能成为有效的社会黏合剂，减少犯罪率，同时也能使道德舆论成为法律鞭长莫及时的一种弥补措施。然而，这种"礼""法"合流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儒家学说本身有重大的缺陷，通过法律深入贯彻到了民众的头脑中，包括贵贱有别、特权思想、家长制度等，如上文提及的父母对子女享有流放的权力，如果去县衙状告子女不孝，子女都会受到廷杖甚至斩首的惩罚，子女的人权则被排在孝道之后。又如，古代法律中严格规定了各个阶级祭祀、丧葬、婚礼用品的数量和内容，如后唐《丧葬令》云："诸丧不得备礼者，贵得用贱，贱不得用贵"。而且，官吏犯法，可用官阶抵罪，他们的特权甚至可延伸至亲属，官阶越大，其辐射范围越大，而现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儒家的"礼法"中全无体现，使得当代中国国民心理的转型异常艰难。

　　第二，这种有差别的行为规范使得法律失去了最初的公平公正的意义，造成了社会道德与法律的混淆；而春秋决狱或恭请钦定的理念，扩大了断案者的主观判断效力，使得古代法律中"人治"的成分大于"法治"，其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为后代文字狱的发生提供了依据，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

　　第三，春秋决狱的理念踌就了后来的中国社会中凡事向儒家经典寻找支撑的文化心理，后代的所有修身治国的准则皆由圣人经典敷衍而来，凡事遵循"祖制"，这种极度封闭的文化心理定势使得中国社会缺乏改革的动力，发展至19世纪使得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第四，以"礼"入"法"使得道德规范僵化，空有"仪"而无"礼"。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礼数"需要遵循，这加深了长幼尊卑的外在身份差别意识，却没有相应的"乐"来起到"合同"的作用。"礼乐"文明实际上成为徒有其表的"礼法"文明。当今中国强调"和谐"社会，究竟应该以什么理念或手段来替代春秋时就被迫退出的"乐"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知，儒家所提倡的"孝"与"爱"并不是一种平等、真诚的互爱，而是基于伦理与纲常中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所提倡的孝，是完全否定子女人权的孝，所提倡的爱，是由亲到疏的有差别的爱，当儒家所提倡的伦理与纲常上升到"法"的高度时就摧毁了法律的平等与理性。

　　当今中国，如果按照儒家的理想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将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情社会无疑。我们不愿再见秦时的"苛法"，但后来的"礼法"，亦非今人所欲。对儒家伦理的提倡需要慎而又慎地去粗取精，万不可盲目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