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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对“新材料”的表述则具体、明确得多，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把握。 首先，与黄遵宪、梁启超一样，他将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当作“新材料”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至于新材料，则谓前此未曾见于中国诗中，而今始取用之者。易言之，……西洋古今之学术道艺思想文物，皆是也。 但吴宓除了提倡要将许多的西方时尚新词、外国译名熔铸入诗外，他还有深一层的要求： 所谓新材料者，即如五大洲之山川风土国情民俗，泰西三千年来之学术文艺典章制度，宗教哲理史地法政科学等之书籍理论，亘古以还名家之著述，英雄之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靡不可以入吾诗也。 这段话就将诗人作诗时所应借鉴的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说得非常具体化了，而不是梁启超之前所提倡的“新名词”那么简单笼统了。不但是“泰西三千年来之学术文艺典章制度，宗教哲理史地法政科学等之书籍理论”，更连“英雄之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都可以作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种对西方新事物、新思想内容的明确和扩大，无疑是一种可喜的推进。 同时，吴宓还努力以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入诗，大胆运用可与中国典故媲美的西方典故。如他在《杭州赋赠卢葆华女士》中的诗句“赋性原为造命因”就是化用了著名的西方格言“Characterisfate”——“性格即命运”；而他在长诗《海伦曲》中则化用了荷马史诗、希腊神话、桓吉尔史诗、希腊史等八处典故，真可谓到了用典的极致（为了令读者更易明白诗意，吴宓在每首诗所引用的西方历史、文学典故下面都特意加了注释）。 不管吴宓的这一系列诗歌创作的嘗试是否成功，但仅凭他在诗歌创作中对“新材料”中的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有效运用，这已经是一种很可贵的努力。 源于吴宓对“善传时代之事物与其精神”的诗歌的大力提倡，因此，他在对“新材料”的定义上也不会漏过对这一价值主旨的大力强调： 吾国近三十年国家社会种种变迁，枢府之掌故，各省之情形，人民之痛苦流离，军阀政客学生商人之行事，以及学术文艺之更张兴衰，再就作者一身一家之所经历感受。形形色色，纷纭万象。合而观之，汪洋浩瀚，取用不竭，何今之诗人不知利用之耶？ 窃常谓居今日而作诗，自当以“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为正法。而描写民生疾苦，宣示此时代中国大多数男女老少人之实际所感所受，又已成为众所公认之文人之职责。作诗之南针与评诗之标准，盖在乎是。 其次，吴宓将“新材料”的定义范围由单一的器物提升到精神的层面。梁启超和黄遵宪固然已经很重视对“欧洲精神”的引入，但吴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现代之特征”的“新材料”：“今日吾侪所运用之旧材料，乃中国旧有之思想感隋经验事物。新材料，则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乃缘此而生之思想感情等，所号为现代之特征者是”，这也是个很大的进步。他进而将这一具“现代之特征”的思想感隋分为四个方面：“（一）曰爱国伤时之心……（二）曰生活劳忙之苦。……（三）曰浪漫之情趣……（四）曰现代人之心理。” 综观吴宓一生的思想和志向，他将“爱国伤时之心”、“生活劳忙之苦”、“绝去功利自私之见”的“浪漫之情趣”这三个含有浓厚的“爱民救世”的“道德责任心”的内容融入其提倡的具“现代之特征”的思想感情之中，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而正是这种既坚守传统，又放眼现代的学术态度，使他的旧体诗论在旧体诗被逐渐边缘化的现代中国仍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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