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5年，日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在双方交涉过程中，由袁世凯暗中指示报纸泄密，以期欧洲列强能够出面调停，至条约删减后签订，民众情绪不断升级，又骤起骤落，迅速平息。尽管如此，二十一条期间的民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来源与方式，以及西方文化传播内容的结构。

 

　　【关键词】二十一条；西学东渐

 

　　一、清末至民国初期的西学东渐状况

 

　　清末民初时期，在中国社会传播西方技术及文化的主体为传教士和留学生，在此以外，西学东渐最有力的推进方式，是越来越多西方书籍中译本的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并非中文直译的西学书籍，而是各种日译西书。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大量译制西书以学习西方，且日本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其思维逻辑与构词方式，更易被国人接受。以是部分开明官员与学者力推日译西书以传播西学。其中以张之洞为代表，其《劝学篇》外篇曾说：“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如当时西方农学书籍，大部分为日译西书，同时也有一些日本本土的著作，或是日本人消化吸收西洋农学后的著述。在此情况下，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许多日本新造词也逐渐为国人所熟知，虽然亦有文人方案并抵制，却也多是一直沿用至今（如革命、思维、企业、经济等词汇）。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胜利出乎国人意料，所谓泱泱天朝被蕞尔小国战胜，国人于震惊与耻辱之余，企图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式，挽救国内衰败腐化的局面，由此更加着意于日译西书的学习，同时也引发了当时的留日热潮，如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之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此外，在西学东渐的传播内容方面，这一时期以介绍和普及美英的科技、制度为主。前期更注重器物层面，而后期倾向于制度与思想的传播与学习。如著名传教士傅兰雅的译作，经统计，1890年到1896年间傅兰雅出版了19种译著，其中社会科学有4种，基础学科1种，应用学科中，属于兵志的有3种，兵学、船政、工艺各2种。1896年后，制造局出版的书籍中由傅兰雅翻译成的共24种，其中基础科学5种，社会科学4种，应用学科中属于农学的有3种，工艺类的有3种，其余属于工程、矿学、医学的各有2种。应用学科的译著明显减少，而社会学译著比重上升。

 

　　二、二十一条签订对于西学东渐传入途径的影响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所谓《二十一条》，要求其承认一系列日本在华不平等权益，严重侵害中国利益，并要求条款保密。在北洋政府进行交涉期间，袁世凯逐步向报界透露部分条款内容，以期以民间舆论、国际舆论使欧美各国出面进行调停。然而一方面由于不牵涉自身利益，一方面由于忙于欧洲战场，美英所采用的调停及阻止手段，仅限于书面上的质询与抗议，并没有更加实际的举动。至5月9日“二十一条”签订为止，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本方面删减了部分要求，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第五号要求。由2月2日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陆续放出到“二十一条”正式签订，最终以北洋政府未赢得所期许的“国际舆论”帮助，而不得不同意削减后的不平等条约为止，民众逐步意识到其利益关乎自身，又由于日本在此期间种种欺瞒（如向各界隐瞒各种条款，尤其不承认第五号条款的存在）和步步紧逼——以“觉书”企图劝服中国方面接受条件（1915年3月1日5申报6刊出冷的时评“觉书”，对日本“觉书”的无理进行了尖锐抨击），又于5月7日以最后通牒逼中国就范，更加激起了国民的反日爱国情绪。

 

　　在此时期，国民对日本的敌视态度日益高涨，储金救国运动、抵制日货运动陆续开展，大批留日学生罢课归国以示抗议，甚至已有自杀以示抗议的事件发生。虽然随后在袁世凯政府的疏导和安抚之下，民众运动迅速平息，然而在此期间所生出的反日情绪却一直蔓延。事件平息之后，部分留日学生愤慨日本侵略，转入国内大学就读，如上海留日学生王祺等人“不愿再渡彼邦，特商请沪上各著名大学另开特别班，以求学业，各大学谓，留东同人若能邀集五十人以上即可应其志望”；另一部分学生则赴欧美等国留学。由此，“二十一条”签订以后，留日学生数量急剧下降，使得日本原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受到极大影响。

 

　　三、二十一条签订对于西学东渐传播内容的影响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原本对西方列强以及所谓“国际秩序”抱有幻想的北洋政府和部分精英分子希望破灭。五月九日被定为“国耻日”，以示政府与国民同仇敌忾，并以高姿态倡导“储金救国”，《申报》刊出“总统袁世凯及家属储金11万余元，副总统黎元洪储金1万元，段祺瑞储金5000元，徐世昌储金3000元，其余各总长各储金1000元，次长各储金500元”专电抚慰群众。然而在二十一条时期，国内已出现抗日救国的言论，舆论上应属首次，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同时也引发了近代中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亦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日货运动（前两次范围分别分布于广东沿海、东北一带），为后日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运动准备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反日情绪、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以及“国耻”情绪，终于延续到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一事爆发，成为中国人民第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同时也是与之相互辉映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自由、民主，从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新的主流，对于西方的学习，由此从器物和制度层面，转而学习其思想精粹。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思潮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以此为契机，打开了新的局面，由从前丝毫不被瞩目，转而被先进知识分子不断由日语相关著作翻译为中文，又在新文化运动中找到阵地。“二十一条”和与其联系紧密的“巴黎和会”两次外交失败，加之随后被传播到中国的俄国十月革命，亦使一部分原本专注于“以美为师”和“以日为师”的知识分子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俄国，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由此，欧美思想不再成为西学东渐的绝对主流，近代西学东渐的格局打开了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李永春.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J].江西社会科学，2006.

 

　　[2]陈廷湘.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J].社会科学研究，2005，4.

 

　　[3]赵纯清.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述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