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太平寰宇记》中的“四至八到”具体来看是与《元和郡县志》中所记“八到”一致。以河南道宋州为例，开封府一篇中记载：“西至东京三百里有通济渠水并通，西至西京七百二十里，西至长安一千五百八十里，东至徐州西界二百一十里，南至亳州西界一百三十二里，西至东京襄邑县九十五里，北至单州一百八十里，东南至亳州谯县界，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陈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曹州二百八十里，东北至兖州四百一十七里。”[5]共记录了八个方位，十一个条道路里程数。《元和郡县志》中，宋州记载：“西至上都一千五百八十里，西至东都九百二十里，东南至泗州七百五十里，西南至亳州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曹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至徐州三百五十里。”[6]共记载了四个方位，六条路线的里程数。

　　首先，《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宋州道路，要远详细于《元和郡县志》中的记载。不仅仅记载通往大的州镇的主要道路，而是将八个方位所到之处记载全面，包括了一些小路。正如乐史自己所言：“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遗，此尽收焉。”[7]

　　其次，两书记载中的道路里程数略有差别，如宋州中同样是西北至曹州，《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为二百八十里，而《元和郡县志》中却为一百五十里；《太平寰宇记》到徐州在的道路记载为东北方向二百一十里，而在《元和郡县志》中却为东北方向三百五十里。概因为当时其记载多出于各地上报的图经，并未经作者实地考证，因此多有出路。

　　同时，两书的成书时间也有所不同，宋代在唐代的道路基础上有所扩展。宋代的道路宽度较唐代小，路网密度更高，道路与商业结合，更加符合实际需求，使得道路网更加完备。

　　二、其记载内容应多为实际的道路里程

　　《太平寰宇记》中有多出对于道路性质的描写，如卷十二中对于亳州的“四至八到”记载：“西至东京四百八十六里，西至西京八百九十四里，西至长安一千七百四十五里，东至徐州五百里，西南微东至颍州迳路二百六十里，西至陈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陈州二百九十二里，西北至泗州三百四十五里，东北至徐州三百四十二里”。[8]其中“迳路”应为走直上直下的山路，也就是说，相对颍州的这条山路小道而已，其他记载应为官道。

　　宋州条目中记载：“西至东京三百里有通济渠水并通”。濮州中记载：“西南至东京三百一十二里，西南至西京七百九十五里，西南至长安一千六百五十五里，东至郓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曹州二百一十里，西至滑州二百一十五里，北隔黄河二十里渡河至魏府一百六十三里，东南至兖州三百六十九里。西北至相州三百三十三里，东至齐州二百四十八里，东南至曹州二百二十里。”[9]可见记载应多为陆路，在水路可通行的情况多有特殊说明道路性质。又于郓州中写有：“西南至东京六百里，西至西京一千里，西南至长安一千八百里，南至曹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东南至兖州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濮州一百四十五里，东北至济州二百五十里，南北至度河取朝城县路至魏州二百三十里”。[10]对于达到魏州的描述，详细说明取道及方式，可见其标注的应为实际的道路里程数，而非两地之间的测量距离。

　　三、道路记载仍不规范

　　从《太平寰宇记》的“四至八到”中的描述中，应为八个方向。但实际记载中多数州之“四至八到”都不一定为十二到，或十到，或十一到，或十三到。如《太平寰宇记》记蔡州“四至八到”即是十一到。“北至东京四百七十五里，西北至西京六百二十里，西北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二里，东至颍川四百四十里，南至申州二百六十八里，西至唐州二百七十四里，北至海州三百二十二里，东至南光州淮水中流为界二百六十五，里西南至唐州桐柏县一百八十四里，西北至汝州襄城县二百八十四里，东北至陈州二百六十四里。”[11]又如曹州“四至八到”记载了十到为：“西南至东京二百二十二里，西至西京六百六十五里，西至长安一千五百二十五里，东至单州一百八十里至广济军三十五里，南至宋州一百八十里，北至濮州一百八十里，东至宋州楚邱县八十里，西南至开封府考城县八十里，东北至济州鉅野县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澶州衞南县一百八十二里。”[12]但是两州的记载虽多，但均缺东南方向的道路；同时对于道路方位的描述，除却以东京和西京记载为开始外，对于八个方位的记录也没有规则可言。可见当时对于道路的记载还不很规范。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