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中美两种文化的熏陶，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代表作《女勇士》与《喜福会》的主题均聚焦于“母女关系”，由此来折射出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表达了要在文化冲突中寻求文化融合的心声。

 

　　【关键词】女勇士;喜福会;母女主题;语言冲突;文化融合

 

　　华裔文学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进入主流文化，其中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华裔美国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后谭恩美的《喜福会》的发表，再一次引起了美国文坛的强烈反响。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和艺术魅力上可以说是汤亭亭小说的继续与延伸。

 

　　同汤亭亭一样，谭恩美也被看作是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谭恩美在延续汤亭亭的写作主题及写作风格。写作主题的相似性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家之间的互相影响。汤亭亭和谭恩美都同样的毫不吝惜的把笔墨倾注于描写华裔美国人，关注他们如何寻求自己的身份，并描绘他们的家庭生活、几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误解。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回忆及现实生活的描写，尤其是母女之间的关系的描写，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不可调和性以及在双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美国华人的困惑激起了华裔作家的探索与思考。如何在这种困境中寻找出路，达到和谐，从而确立自己的位置成为他们共同的主题。因此，如何既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能适应新世界，是大多数美国华裔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女勇士》中的语言的冲突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就是说人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汤亭亭的姨妈在勇兰的好心帮助下来到美国，发现丈夫己经重婚，自己被抛弃了，她与美国这个陌生的环境格格不入，最后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汤亭亭在一篇访谈录中谈到她的疯也是由于语言而引起的。她不懂英语，心里想到是要看看英语这玩意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弄不明白，这就钻进了死胡同，变成了偏执狂了。月兰语言不通又一直活像一颗卫星那样围绕着一个天体——丈夫旋转，她总是默默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低眉顺眼地听从丈夫的指令。一旦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其生命只能任由男人继续扼杀。在汤亭亭看来，月兰有个名字，但她不可能成为“女勇士”。她的名字象征着她的从属地位，而汤亭亭的姑姑虽然无名，却是个有爱心又有反叛精神的女性。

 

　　《女勇士》中的第一代移民几乎都说不好英语，在生活中遇到诸多不便。她们意识到语言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既然话语对现实产生具体作用，它们就应该被看作物质力量。为了更好地在生存，她们鼓励孩子们掌握英语，甚至把留在中国的孩子接过来，希望他们学会英语来帮助他们。因此，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汉语水平很低这一普遍现象就毫不奇怪了。勇兰的儿女们只有七年级的汉语词汇，能勉强进行交流，而孙辈们则完全不会说汉语了。平时吃饭时，勇兰不让孩子们说话，但说英语似乎却是例外。父母们在无意识中把孩子们从中国文化推向了美国文化。汤亭亭之所以用英语来写作有关中国和美籍华人，既是她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需要，又无可否认地是她生存、或更好地生存的需要。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影响并保持那些会获得客观认识的个人的思想。西方人关于东方人的偏见是由于话语的沉淀而形成，即通过话语传播殖民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的结果。但正如福柯的逻辑：任何话语都不会永远固定，任何话语既是原因也是结果，话语不仅实现权力，而且也引起对权力的反抗并实现反抗的结果。汤亭亭通过写作来表现她的父辈们在处于帝国中心的华人圈中备受歧视、艰苦创业的经历和她自己生活在文化帝国中心的复杂感受。在这一过程中，她不得不采用英语来表达自我。即使她在描述身在其中的压抑和对帝国中心隐隐约约的不满、表达渴求一种真正平等的愿望时，她依然不得不采用英语。

 

　　为了让她的心声被其他人聆听、理解，她只能使用这一帝国中心的语言来构建自己的话语。美国英语在这些外来移民上实现了其权力，但移民及其后裔在掌握这一话语后，反过来用它作为武器来表达自己对这种霸权不满。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汤亭亭在写作过程中，实现了对她的文化身份的一个对比到发现，再到创造的过程。她坚持认为自己是有着中国血统的美国小说家，她的作品也因此标志着从分离和异化逐渐走向调和、乃至重新定位的转变，从而实现了肯定的自我创造，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种族根源完全给予否定。这一自我和他者间的创造性的沟通也使得处于边缘的文化迈向了多元化文化的舞台。小说以历史上蔡琰的故事作结。蔡文姬的思乡情感成为许多华裔的精神寄托，她最终回到了故里，实现了文化得回归，但千千万万的华侨却只能终生漂泊他乡。他们只能听着中国戏剧和传说中沙漠里悲凉的笛声，望着故乡的明月，梦着故乡的旧梦，而他们的孩子们却难以理解父辈们的语言和情感。对他们来说，一切只是唱歌般地嬉戏，或只是一种漂泊无定的愁绪，难以捉摸。虽然他们会跟着父辈们哼唱他们并不明白的老歌，但他们最终是要留在他乡，成为那里的一员。

 

　　二、《喜福会》中的语言的冲突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揭示了母女在沟通与理解方面的语言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因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的载体，使用不同的语言代表负载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传递不同的文化信息，拥有不同的文化身份。

 

　　小说中，女儿们都懂汉语，但她们只说英语。母亲认为女儿“咽下的可口可乐要多于悲伤”。与之相对照的是，母亲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双语会话了，但她们在很多场合只说汉语。精美不止一次地指出，她和母亲根本无法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沟通，精美用英语跟她母亲说话，而母亲则总是用汉语回答。由于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共有的文化背景，母女俩儿总是面临无法跨越语言障碍的沟通危机。这不仅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精神隔膜，而且也使双方难以走进对方的“世界”中。生活在美国的喜福会母亲们发现在被极为强势的英语话语所淹没，她们甚至不能和家庭成员进行很好的沟通。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用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的脑子不大灵活。因为她们不能用英语表达她们对女儿“千里送鹅毛”的深厚感情，无奈地只好到回忆中去寻求慰籍。在“墙外之声”这一故事中，丽娜生动地描述了母亲们“失语”的困境。

 

　　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但喜福会的母亲们仍然坚持说汉语，因为“母语是一种抵抗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尽管母亲们清醒地知道，权利与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能否掌握地道的英语，但母亲们则坚持说汉语而很少说英语。她们用汉语这种话语方式把那些给她们带来不快的人排除在外。为了表达对只让她讲英语的美国丈夫的不满与厌恶，映映则完全用汉语跟女儿说话。

 

　　同时，母亲们还发明了她们自己的语言——汉语和英语的混合语，母亲们在用这种混合语说话时，女儿们时常不知所云。小说中精美是这样来表达她对喜福会阿姨们的混合语的看法的“她们用她们特殊的语言聊天一半是洋腔洋调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这些令女儿们尴尬不己的混合英语实际上是母亲们对自身独特存在的一种手段，是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保持传统的一种策略。

 

　　由于母女之间缺乏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共同的生活经历，甚至对同一句话的理解，双方也可能不同。《喜福会》中的丽娜曾说“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做出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例如，当琳达十分自豪地对女儿提起家乡太原时，女儿则认为妈妈在说台湾。“‘喂’她（母亲）大声叫道，‘我不是从台湾来的’，就这样，我们之间刚刚开始建立起来的联系又断了，‘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太原’，她说。‘噢，我以为你是在说台湾，这两个字发音差不多。’女儿争辩道。她竟为这种无意之中所犯的错而恼火。‘发音完全不同地方也完全不同’她生气地说，‘那儿的人都梦想她们在中国，因为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永远无法将中国从你脑海中抹去。’”母亲遂对女儿这一“无心的错误”极为伤心和生气，因为太原不仅仅是她的家乡，而且代表了她在中国的全部生活。而女儿则难以理解母亲的反应，因为在她看来，“太原”和“台湾”这两个词听起来是一样的。

 

　　再来看母亲们和女儿对“喜福会”的不同态度，这个例子能形象说明两种语言的冲突。在母亲们看来，“喜福会”是在苦难时期永不言输和在困难时期追求“喜”和“福”的象征。在中国的桂林，正是喜福会驱走了她们对战争的恐惧与死亡的阴影在美国的旧金山，“喜福会”使她们同过去的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及她们可能将永远无法再见的祖国母亲得以保持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喜福会被视作令人不快的中国神秘社团，甚至把它和“3K”党的集会及电视中看到的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相提并论。并且女儿们认为母亲在桂林的故事只不是一个神话。在女儿看来，“喜福会”三个字不过是空空然，毫无意义。”显然，母亲们对于喜福会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就是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在喜福会的母亲们看来，女儿生下来就像一条“滑溜溜的鱼”，从那时起就越游越远了。母亲和女儿如同隔海相望，“我们互相见不到，听不到，互不了解。”她们张开了双臂，但拥抱的却是孤单与寂寞。

 

　　在《女勇士》和《喜福会》这两部小说中，母亲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女儿们通过对母亲的继承与延续实现了她们正确对待文化冲突的态度，也通过理解和接受母亲包容了带有屈辱与苦难的过去。“每个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都必须承担这种历史的馈赠。在反叛中接受历史，从追寻历史中理解反叛，”这也许就是汤亭亭和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所表现的深遂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两部小说的结尾都采用了理解与和解的大团圆结局，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正确地对待文化的态度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正如两部作品中的母女们一样在经历了悲哀、迷茫的阶段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养料——一方面要追忆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采取入乡随俗、取长补短的做法，实现文化的融通。只有在文化冲突中找到平衡，而不是固守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只信奉新的美国方式，在当今人类多元文化景观中，人类“和平、发展、共同进步”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美﹞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美﹞汤亭亭，著.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